陶西平：谈当前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职业教育理论探索之五十九）
2015年陶西平同志在《民族教育》《陶行知研究会会刊》发表了《谈当前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这篇重磅文章。今天重温，感觉到依然适用今天的教育评价！仿佛这篇文章有针对性地刚刚发表！
陶西平先生在文章一开头就点明了陶行知所以由“知行”改为“行知”的缘由，指出教育要“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并依此主线，对当前教育发展中的问题提出了接地气、实事求是的评论：一是理念与政策脱节；二是目标与评估脱节；三是“热点”与重点脱节；四是展示与常态脱节。他严肃地提出教育改革必须“告别排浪式的教育改革”“呼唤管理流程重构”办“行知统一的真教育”“办教育就要坚持知与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教育……”陶西平先生说：“我想，陶行知先生有知，也一定在告诫和期待着我们。”
深读这篇文章，深感教育评价一定要上下齐动才能够见实效！深感这篇文章说出来基层学校、一线教师的心声，深感这篇文章代表了广大一线教育工作者的呼吁与呐喊，深感这篇文章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这是一篇研究、传承、发展陶行知教育思想的好文章，值得我们认真研读！
这也是一篇研究、传承、发展陶西平教育思想的好文章。
编者：于东平
2020年11月14日
职业教育理论探索之五十九
陶西平 谈当前教育改革的几个问题
——刊载于《民族教育》《陶行知研究会会刊》
2015年1月
（一）办知行统一的真教育
陶行知先生的名字从“知行”改为“行知”，体现了他的哲学思想从王阳明的“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 到他的“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主张的转变，也是他始终遵循的要做真人的人格的体现。我想，我们今天应该学习陶行知先生的教诲很多很多，但首先就要学他的知行观和做真人，因为，这对今天的教育改革仍然有着极为现实的指导意义。
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面临许多新的挑战。十八大为我国实现伟大的中国梦勾画了宏伟的蓝图，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确立了到2020年的具体目标。在深化教育综合改革的道路上，我们必须坚持知与行统一，防止知与行的脱节。在教育改革的进程中，有四种脱节的现象值得重视。
一是理念与政策脱节。部分地区的领导同志，在各种会议的报告中所阐述的理念，听起来是和中央保持一致的，但所制定的具体政策则并不一定和其所说的相符。比如，都在口口声声强调简政放权，给学校更多的办学自主权，但机构并没见减少，会议仍不断增多，文件不少发，检查更频繁。结果学校的负责人穷于应付，不能集中精力用于研究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二是目标与评估脱节。有些地区所确立的教育目标听起来是正确的，既符合教育方针，又符合教育规律。但其评估标准和评估方式和奖惩办法，则是另立一套。比如，口头上讲要端正办学指导思想，面向全体学生，促进学生全面发展，但实际上评价学校和教师仍用的是高考升学率和考试的成绩排队，只看一点，不及其余。结果造成学校压力大，学生负担重，全面发展成为空谈。
三是“热点”与重点脱节。“热点”问题常常是社会广泛关注的问题，当然应该予以重视。但形成社会热点的原因是多样的，有的确实是社会的重大问题，有的也可能是一时的问题；有的是根本问题，有的也可能是表面现象；有的是突发事件引发的问题，也有的是名人名家言行的强烈反响。总之，是在传统媒体或新媒体以及其他有话语机会人群的呼吁中形成的。但也有不少教育事业发展的重点问题，由于没有以上所述的机会，并不一定能够形成热点，往往会被不同程度的忽视，甚至长期难以解决。比如，贫困农村地区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问题，至今，仍然有做不到校校无危房，人人有课桌椅的学校，至于班额过大，寄宿生一床多人等问题，对于有些地区来说，连解决的方案还没有。这些义务教育尚存的温饱问题，其实是我国教育的重大问题，但因很难形成热点而难于引起高度关注和切实解决。
四是展示与常态脱节。我们现在以加强多种检查与督导的方式来推动各项工作的落实。但能够看到真实情况并不容易。因为一方面督导检查由于时间和条件所限，常常只能走马观花，另一方面基层迎检已有经验 ，会根据检查和督导要求事先进行安排，尽可能展示好的一面。当然，有时还会加上双方的默契而心照不宣。就拿研究课和眼下一度流行的“赛课”来说，经过多人协助，经过多日准备，可以展示得很精彩，也可以得到专家的好评，不能说没有一点作用。有些学校为了学校的荣誉，对赛课之类的观摩教学的重视远远胜过对常态教学改进的重视。但总体来看，这种脱离常态的研究，对常态课的改进并没有产生多大影响，我国课堂教学的新常态并未真正形成。
近日，澳大利亚教育研究委员会首席执行官基弗·马斯特斯在题为《学校改革真正起作用了吗》的文章中指出：学校改革与提高学生成绩水平是当前全世界各国政府的优先任务。尽管不是所有国家都用相同的方法来应对这些挑战。但在大量英语国家，尤其是美国、英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在过去20年里，其学校改革包含许多共同的改革策略。比如，设定明确目标，引入绩效评估， 扩大学校自主权，强化问责制度。尽管各国有以上的改革努力，但问题是，在这些宏观改革实施期间，学生成绩很少或没有提高。马斯特斯认为：部分原因在于没有关注用什么样的机制，来确保以上宏观改革战略改变日常的课堂教学与学校领导实践。
西方国家改革中顶层设计与微观实践的脱节给我们带来了启示，那就是，办教育就要坚持知与行的统一，理论与实践的统一，这样的教育才是真教育，我想，陶行知先生有知，也一定在告诫和期待着我们。
（二）告别排浪式的教育改革
一位地区教育行政部门的负责同志对我说，她在广西党校学习时，曾到百色市田东县农村去参加实践活动，亲身感受到农村小学办学条件的困难，尤其是教师的数量和水平存在不少问题。因为许多从农村考入高等师范院校的学生，他们上大学就是为了跳出农门，所以毕业后都不愿意回到农村去。她说，她要请我向有关方面转达一位70多岁的老人托她转达的意见。这位老人是68届广西民族大学毕业的学生，毕业后回到农村教书，后来曾经当过县师范学校的副校长。这位老人认为，当初一刀切地将中等师范学校砍掉，过急过快，没有考虑到农村的实际情况，这是造成现在农村教师队伍窘境的一个重要原因。
取消中师，代之以高等学校毕业生到小学任教师是为了提高师资水平，这本是好事。但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地区和发达地区不同，原来中师毕业生的培养目标就是到农村去，可以保证农村的师资来源，后来形成县县取消中师的热潮，却造成近年来农村合格师资的持续短缺。
由此，我想到消费趋势的变化，在解决温饱问题的阶段，模仿型排浪式曾经是消费方式的主流，现在进入小康阶段，这种消费方式将逐渐被多样化，个性化的消费取代。教育改革仿佛也曾有过这种模仿型和排浪式的改革，现在大概也到了应当突出从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实际出发，将多样化，个性化成为改革的重要原则的时候了。
教育当然不完全等同于一般消费，改革常常会从模仿开始，也需要在有力地推动下，激发起广大群众的改革热情，将改革目标化为改革的实践，掀起一股汹涌的潮流。但是，当改革脱离实际变成排浪式推进的时候，则往往会违背初衷，产生不良的后果，从而不得不成为下一次改革的目标。
这种排浪式改革实际也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它的动因来自不同方面。
有的来自“一刀切”的决策惯性。除了法律法规有着规范一切社会活动的准绳作用外，其他决策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不能简单地采取一人有病，大家吃药。我们曾经通过行政手段，推行过农村布局调整，撤点并校一时成为风潮。结果造成部分地区学生上学困难，于是，又用行政手段严格控制，无论条件是否许可，形成新的恢复教学点的风潮。我们曾经在推进示范性高中建设时，推进初高中剥离，并且允许剥离后的初中进行国有民办的改制，于是掀起了改制风潮，后来有些部门认为这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于是不论试验成功与否，又用行政命令一概收回，掀起了收归公办的风潮。
有的来自对教育规律的缺乏尊重。我国教育改革当然应当借鉴国外，包括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不应盲目固守传统教育方式，但应当坚持中西融合，洋为中用的原则。不要一时将探究式教学，作为最好的教学模式，纷纷效仿，又因个别地区PISA成绩不错，某些国家对我国传统教学方式有所肯定，而固步自封。在推进课改的过程中，加强研究无疑必要，但随后这种研究变成了赛课，随即掀起了一股“赛课热”，由于不仅关系到学校和教师的荣誉也关系到举办者的利益。造成部分学校对“赛课”的兴趣远远高于对常态课的重视。
有的来自教育消费的从众心理。当有的家长将孩子送去学外语的时候，不少家长觉得不送会影响孩子未来的发展，于是在学前教育中掀起了“双语教育”的风潮，后来作为对其某些不良效果的抵制，又掀起了国学教育热。其实双语教育和国学教育作为一项教育内容本非绝对不可，但是一经成风，则就容易异化。最为典型的就是“奥数”，它本是一种适合某些学生的很好的思维训练方式，但变成学校选拔学生的重要依据后，家长都要送孩子去学“奥数”，“奥数热”兴起了，但最终又形成批判“奥数”的热潮。
这种排浪式的改革，是我们教育改革走向成熟难以逾越的过程，但应当认真反思，总结经验教训，切实改变决策惯性，尊重教育规律，引导大众心理，以使我们的改革，更加符合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国梦的需要。我想，从实际出发，注重实效，不用简单的行政命令，不一刀切，注重不同地区和群体的多样化和个性化需求，应当是一个大国教育改革应有的态度、气度和风度。
（三）呼唤管理流程重构
一位校长对我说，最近上级来校检查我的听课笔记，我很愧疚，但又很无奈，因为我从早到晚都在忙碌，但就是没有多少时间走进教室，没有多少时间能真正用来研究教学和教学改革。这恐怕不是一位校长的个别感受。在各级领导简政放权的激昂慷慨的声音中，学校的自主环境并未真正宽松，自主精神并未真正得到加强，这确实值得关注。
同样，教师们也有类似的感受。有的老师说，现在的学校管理和教学改革不断有新的提法，新的招数，结果总是在提出新要求，听取新汇报，进行新总结，接受新检查，如果，换一位新的领导，则又开始新一轮更新加码。学校工作永远是加法，永远穷于应付。
部分地区存在的这种教育生态以及由此萌生的校长和教师的职业倦怠，确实到了应该给以足够关注的时候了。因此，只是一般性的谈简政放权，已经难以改变现有的管理思维和缓解现有的管理方式带来的困扰。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是一个艰苦的甚至痛苦的改革过程，必须有实实在在的体制、制度和措施的变革来保证。因此，重新审视现有的管理流程，并且下决心进行流程重构，就成为当务之急。
回顾近30年来我国教育前进的历程，教育管理部门为教育事业的改革与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也不能不看到在这一过程中管理机构增设之多，管理人员增加之多成为当前产生教育管理问题的重要原因。再加上其他行政部门从各自职责出发对教育部门管理的介入，使得对学校的多头领导成为常态。于是文件多，会议多，评比多，检查多，同时，各部门对学校要求之间交叉多，矛盾多，掣肘多，制约多。造成学校常处于一种被动与困惑的状态。
因此，首先要进行机构精简。要统计一下在学校以上有多少管理学校的部门，其中教育管理部门包括行政部门和业务部门共有多少人，另有多少是从学校借调的，总管理人员数与一线的人数比是多少。然后认真分析可以精简合并的机构、部门与人员数。上面头绪多，对领导部门和领导者也有绩效考核，于是就对下面布置了许多任务，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上面越积极，下面就越忙乱，最终无法将主要精力用于学校内部的改革，甚至会将这种压力转嫁于教师。当然，根据以往经验，前提是职能转变，历次精简由于只减机构、人员而没有简政，所以最后越精简机构越庞大，人员数越多。
其次要摆正政校关系。说到简政，现在把明确政府权力清单和学校负面清单作为抓手，无疑是十分正确的。即明确政府应当管什么，不管就是失职，多管就是越权。同时明确学校不许做什么，做了就是违法违规，除此以外都在允许之列。这样，政校关系十分清楚，学校也就可以真正在依法治教的前提下发挥创造性，自主办学了。不过，这两项清单的开出并不容易，因为这不仅牵扯到传统管理惯性的改变，也牵扯到既得权力甚至利益的调整。有一位教育局长对我说，权力清单的最后，总要有一句“领导交办的其它事项”，这样，清单又变成无边界了。
然后要重构管理流程。传统管理常常是让基层服务于管理者，而非管理者服务于基层，现在的确应当多为基层想一想。因此，要切实精简会议，不仅应当规定无会议日，最好规定会议日，无特殊情况不得在会议日外随意召开会议，并且尽可能采用电视或电话会议。要建立统一的评价体系，现在很多部门将科研式的评价方式用于经常性评价，结果评价体系出自多门，评价指标重复繁琐，从而检查和评估也就出自多门，重复繁琐。各部门都害怕本部门工作不被重视，纷纷出台评估指标体系和评估办法，纷纷进学校检查，致使学校应接不暇。再有要以精益管理理念重构管理流程，听取基层意见，找出完全不必要的管理环节，果断地将其革除，通过管理化繁为简，使效益最大化。
最后要明确有限责任。现在学校几乎处于承担无限责任的状态，一有事故，无论出事原因，常常都归咎于学校，首先是校长。当然，学校特别是校长应当努力维护学校的正常秩序，加强安全教育和建立各种事故的防范预案。但应当明确责任边界，事故发生后，应当依法处理，学校和校长也应当在依法办学的过程中学会依法维权。
对学校管理的流程重构，必将引导学校内部管理的流程再造，这样，使教师也在精益管理的氛围中，能将主要精力真正用于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注：本文刊载于《民族教育》、《陶行知研究会会刊》2015年1月。本杏坛2020年11月14日转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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