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5日，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开幕。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作政府工作报告。这份报告是中国走出疫情，经济向常态化发展背景下的首份政府工作报告，也是十四五开局之年，观察未来五年战略布局的重要参考。 其中，有哪些内容涉及劳动保障和人社工作?小编带你一睹为快 2021 政府工作报告 2020年工作回顾 在“六稳”工作基础上，明确提出“六保”任务，特别是保就业 保民生保市场主体，以保促稳、稳中求进 实施阶段性大规模减税降费，与制度性安排相结合，全年为市场主体减负超过2.6万亿元，其中减免社保费 1.7万亿元 对大企业复工复产加强“点对点” 服务 各地加大稳岗扩岗 激励力度，企业和员工共同克服困难 多渠道做好重点群体就业 工作，支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带动就业 新增市场主体恢复快速增长，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城镇新增就业 1186万人 ，年末全国城镇 调查失业率 降到5.2% 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在巨大冲击下能够保持就业大局稳定，尤为难能可贵 大幅度扩大失业保险保障 范围 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稳岗就业 ，帮助返乡贫困劳动力再就业，努力稳住务工收入 保障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 ，实现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 “十三五”时期发展成就 城镇新增就业超过6000万人 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 的社会保障体系 “十四五”时期主要目标任务 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内 实施就业优先 战略，扩大就业容量 着力提高低收入群体收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与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基本同步 健全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基本养老保险参保率提高到95% 今年发展主要预期目标 城镇新增就业1100万人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5.5% 左右 就业优先政策要继续强化、聚力增效 着力稳定现有岗位 ，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给予必要的财税、金融等政策支持 继续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 ，扩大失业保险返还等阶段性稳岗政策惠及范围，延长以工代训政策实施期限 拓宽市场化就业渠道，促进创业 带动就业 推动降低就业门槛 ，动态优化国家职业资格目录，降低或取消部分准入类职业资格考试工作年限要求 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 ，加快推进职业伤害保障试点 继续对灵活就业人员给予社保补贴 ，推动放开 在就业地参加社会保险的户籍限制 做好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工等重点群体就业 工作，完善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等困难人员就业帮扶政策，促进失业人员再就业 拓宽职业技能培训资金使用范围，开展大规模、多层次职业技能培训 ，完成职业技能提升和高职扩招三年行动目标，建设一批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 实施提升就业服务质量 工程 运用就业专项补助等资金，支持各类劳动力市场、人才市场、零工市场建设，广开就业门路，为有意愿有能力的人创造更多公平就业机会 做好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健全防止返贫动态监测和帮扶机制，促进脱贫人口稳定就业，加大技能培训力度 ，发展壮大脱贫地区产业，做好易地搬迁后续扶持，分层分类加强对农村低收入人口常态化帮扶，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 扎实推进农村改革和乡村建设 保障农民工工资 及时足额支付 加快发展乡村产业，壮大县域经济，拓宽农民就业渠道 加强基本民生保障 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 、优抚对象抚恤和生活补助标准 推进养老保险全国统筹 ，规范发展第三支柱养老保险 完善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 继续实施失业保险保障扩围 政策 来源：人社部官方微信公众号

新冠疫情的持续蔓延对世界各国的教育系统产生了巨大影响，为了更好应对后疫情时代的教育及构建教育新形态，欧盟于2020年9月底发布了《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 该报告聚焦于在数字教育中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教与学以及培养学习者的数字能力，明确了欧盟层面未来需要推进的“促进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和“提高数字技能和能力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两大战略重点，并详细列出了十三项行动计划。 通过解读该报告，可为我国教育信息化2.0规划背景下优质、高效的数字教育应用与发展，带来以下启示： 应开展科学评估和顶层设计，优化我国数字教育生态;推动数字能力评估，提升全民数字能力，加大共享与协作，构建更为开放的教育服务生态体系等。   在过去十年中，数字技术以惊人的速度改变着世界。 我们在欢呼数字化转型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对未来准备不足的风险。帮助公民更好地应对数字化转型，是当前教育领域的关键任务。 近年来，随着网络的普及、数字设备的广泛使用以及全社会对数字技能需求的不断增长，教育系统的数字化转型已经进入加速阶段。 一方面，教育系统本身要优化数字技术的应用，以改善学习成果，增强教育的公平性和提升教学效率。 另一方面，教育系统也有责任为公民数字能力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 在此背景下，世界各国的数字教育行动广泛开展起来。 作为区域性经济合作的国际组织和全球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欧盟(European U nion)认为教育和培训是关乎欧洲未来的最好投资，并特别强调教育与培训系统应适应数字时代的发展要求。 为此，2018年1月17日，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通过了首个《数字教育行动计划》(Digital Education Action Plan，以下简称《行动计划(2018-2020年)》)。 然而，随着数字转型的继续，该报告的行动计划实施面临诸多挑战：一方面，三年的短期期限使很多行动无法持续开展。 另一方面，相对于各国在国家层面制定的政策和举措，众多利益攸关者认为在欧盟层面开展指导、合作和投资更为重要，并且这一诉求在2020年疫情爆发后表现得尤为强烈。 基于此，2020年9月30日，欧盟委员会又发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该报告是在《行动计划(2018-2020年)》基础上，进一步呼吁欧盟各国从疫情中汲取教训，加强欧洲的一体化合作，使教育和培训系统更适应于后疫情时代的现实发展需要。 总体框架与数据来源 《行动计划(2021-2027年)》明确了在欧洲开展高质量、包容性和无障碍数字教育的愿景，并详细列出了未来七年欧盟即将进行的各项行动。 欧盟期望通过该报告的发布，来促进国家之间的相互学习和政策合作，以更好地助力于欧洲教育和培训系统在后疫情时期的复苏和发展，进而确保欧洲教育实现数字化转型。 在制定《行动计划(2021-2027年)》的过程中，欧盟委员会参照了在过去两年中发布的相关数据、研究和政策文件，与其成员国、欧洲议会议员和广大市民等利益攸关方进行了广泛磋商，并针对“疫情期间的教育”这一主题展开了为期三个月的公开公众咨询。 该报告明确了使教育与培训系统适应数字时代的十大指导原则，并以此为基础确定了在未来欧盟层面需要推进的“两大战略重点”与“十三项行动计划”，并特别强调将加强对各项行动计划的实施与监控。 《行动计划(2021-2027年)》的基本框架，如图1所示。 图1《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的基本框架 《行动计划(2021-2027年)》主要涉及三个核心概念：数字教育、数字能力与数字素养。 第一个核心概念“数字教育”(Digital Education)，它涵盖了两个不同但相互关联的方面： 运用数字技术开展教与学和培养学习者数字能力的发展，即不仅要使用技术改善和扩展教育与培训，而且要让所有学习者具备数字能力，使其能够在数字时代更好地生活、工作、学习和发展。 第二个核心概念“数字能力”(Digital Competence)，它是指人们在数字社会中必需具备的与数字技术相关的知识、技能和态度等的统称，是欧盟特别关注的另一个概念。 2007年，欧盟就提出数字能力是终身学习必备的八大关键能力之一，并在过去十多年中不断完善其对数字能力的认识。 当前，欧盟认为“数字能力”是在学习、工作和社会参与过程中自信、批判和负责任地使用数字技术及参与数字技术相关活动的能力，具体包括：信息与数据素养、沟通与协作、数字内容创作、安全和问题解决等五个能力维度。 第三个核心概念是“数字素养”(Digital Literacy)。欧盟认为，数字素养是数字能力的一部分，包括表达信息需求，查找和检索数字数据、信息和内容，判断信息来源及其内容相关性，存储、管理和组织数字数据、信息和内容的能力。三个概念的关系如图2所示。 图2《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 三个核心概念 《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进展情况和公众咨询结果，成为制定《行动计划(2021-2027年)》的重要依据。 《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主要关注正规学校教育，针对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教与学、发展学习者的数字技能以及利用教育数据分析以支持决策制定等，并拟定了11项行动。 由于该计划仍在进行中，当前尚未有完整的《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进展情况发布，但大多数行动已按计划执行，各类数字活动覆盖欧洲3750万名师生和家长，引发了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与讨论。 《行动计划(2021-2027年)》是《行动计划(2018-2020年)》的延续，是以此为基础的更长期、范围扩展到终身学习、欧盟层面更深度参与的行动计划。 公众咨询包括利益攸关方咨询和公开公众咨询两部分。 利益攸关方咨询的目的是了解其对《行动计划(2018-2020年)》及其实施的看法，以及疫情对数字教育的影响以及在新“数字教育行动计划”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公开公众咨询主要关注民众对疫情期间的教育和培训的看法，如疫情期间所暴露出的问题，疫情恢复后的期望以及对欧洲数字教育的愿景等。公众咨询的贡献方，如表1所示。 表1《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 《行动计划(2021-2027年)》深刻总结了疫情期间的经验教训，并基于欧盟现状提出未来将重点关注“促进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和“提高学习者的数字技能和能力以实现欧盟成员国数字化转型”两大领域，并将采取一系列数字教育行动计划方案。 该报告体现了欧洲数字教育的最新动向，反映了未来几年欧洲数字教育的发展方向，这对于我国的教育信息化发展，特别是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教育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此，我们试图以《行动计划(2021-2027年)》为基础，并结合欧盟近年来推出的各类数字教育相关文件，对欧洲的数字教育进行解读与分析，重点关注以下三个问题：   欧盟数字教育面临着哪些挑战？欧盟数字教育未来的工作重点是什么？以及对后疫情时代的数字教育有哪些启示？ 以期为我国今后教育信息化2.0规划背景下数字教育的优质、高效应用与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数字教育的问题与挑战 《行动计划(2021-2027年)》是在欧盟数字教育现状的基础上制定的。或许由于篇幅的限制，该报告正文中只对欧盟数字教育现状做了简要说明。 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了解欧洲数字教育的发展情况，我们结合伴随《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发布的《委员会工作人员工作文件》，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发布的《2018年国际教与学调查结果》报告，以及欧盟2019年发布的《第二次学校调查：教育中的ICT》，以下简称《第二次学校调查》)等资料，对当前欧盟数字教育所面临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梳理与分析。 “运用数字技术进行教与学，基础设施严重缺口，数字鸿沟明显” 多年来，欧盟的基础设施投资不断增加，互联网连接率也不断提高。据《委员会工作人员工作文件》显示：如今，欧盟90%的家庭可以上网，一些国家的互联网接入率在75%(保加利亚)到98%(荷兰)之间。 然而，据《第二次学校调查》情况显示，欧盟各国基础设施短缺问题仍然非常严重。 这一结论在公众咨询中也得到了证实：疫情期间，很多来自偏远地区的学习者、移民和难民儿童以及其他弱势群体，无法进行远程和在线学习。 目前，欧盟仍有10%的农村家庭没有固定网络覆盖，41%的家庭没有高速宽带技术覆盖。 据《第二次学校调查》显示：学生最常用的学习设备是智能手机，使用笔记本电脑的比例很低，特别是来自低收入家庭或移民家庭的弱势学习者，在家里使用电脑的机会较少，既使他们在后期开始使用数字设备，但与条件较好的同龄人相比，使用数字设备的频率仍然偏低。 总体而言，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大致与年轻人使用数字技术的机会呈正相关。 除去家庭因素外，学校等教育机构应该在弥合数字鸿沟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然而，据《第二次学校调查》结果显示：就读于高度数字化设备和网络连接学校的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学段学生比例，从35%、52%到72%不等。 小学、初中和高中各学段就读于网速超过100Mbps的学校的学生比例，分别为11%、17%和18%，均不足20%。 位于乡村或小城市的学校在各个学段接入高速互联网的情况，皆明显落后于城市学校。 例如城市初中使用100Mbps宽带的学校比例为22%，而农村/较小城市仅为8%，高中的这一比例分别为21%和8%。 此外，欧盟国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例如北欧国家在基础设施配备方面处于领先地位。 据OECD《2018年国际教与学调查结果》显示：意大利(42.9%)、葡萄牙(37.2%)和罗马尼亚(36.2%)的初中校长认为，学校互联网访问不足。 而芬兰和瑞典两个国家这一比例不足5%。 此外，一些教学设备(如软件、计算机和平板电脑等)的短缺问题也很严重，葡萄牙(55.4%)、罗马尼亚(49.8%)和拉脱维亚(41.3%)的校长反映了这一问题;而丹麦等北欧国家这一比例不足20%。 并且在基础设施的配置方面，欧盟的教师与校长的看法基本一致，甚至反应更为强烈。 “教师数字能力不足，专业发展内容和形式难以满足需求” 教师是技术在教育应用中的关键因素。 据《第二次学校调查》显示，欧盟教师已经开始在备课或上课中使用数字技术，但整体使用率不高。 以教师在超过75%的课程中使用ICT进行教学为标准，小学、初中到高中的比例分别是19%、15%和30%。 另外，公众咨询也证实：疫情期间很多教师缺乏在线教学的知识和经验，无法通过数字手段提供教学。 另据不到一半的欧盟教师(49.1%)称，在他们的正规教师教育或培训中已包含了ICT内容，但只有39%的教师做好了使用ICT进行教学的充分准备，仍有18%的教师非常需要数字能力提升的相关培训，且各国的差异度很大，整体情况如图3所示。 在教师专业发展内容方面，欧盟为教师提供的ICT培训包括：设备专项培训、基于ICT的教学法课程，以及具体学科的学习应用培训三类内容。 当前参与设备专项培训的教师不断减少，而参加另外两种培训的教师有所增加。 但总体来说，当前的教师培训仍以基础性培训(如互联网使用和一般应用的入门课程)为主，高级课程较不常见。 促使技术适应特定学科、目标和活动的方法培训，仍存在较大需求，且各国差异悬殊。 如在参与基于ICT的教学法课程方面，以2017-2018年教师参与基于ICT的教学法课程的学生百分比作为衡量指标，冰岛各学段比例分别为75%、70%、43%，葡萄牙仅为14%、37%、32%。 此外，据《委员会工作人员工作文件》显示，目前的教师专业发展形式并不能满足教师教学需要。 常见的教师专业发展活动为：参与课程培训、阅读专业文献等。 欧盟将参与在线社区或其他协作网络视为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重要手段，然而，据《第二次学校调查》显示，只有约三分之一的教师在过去两年中参与了与ICT相关的专业发展在线社区。 教师对欧盟开发的促进教师同行学习和专业发展的交流平台eTwinning的使用并不多。对比欧盟的相关计划，仍需采取进一步措施。 图3各国教师ICT专业发展培训需求及使用ICT进行教学的准备情况 “在线课程竞争力弱，内部缺乏互通” 近年来，欧盟各国参加在线学习的人数持续攀升。然而，据公众咨询显示，疫情期间的教学以在线直播和观看视频录像等方式为主，由于缺乏学习资源、在线学习和评估的指导，许多学生的学习难以持续。 此外，公众认为，当前的在线学习资源的互动性和易用性不足，难以激发学习者的积极性，距离高质量、全纳化的数字教育标准，还有很大差距。 慕课是比较普遍的在线学习形式。自2013年以来，欧盟和各国政府积极推动了慕课建设。当前，欧洲有超过20个慕课平台，超过一半的欧洲高校开设了慕课课程。 然而，据慕课第三方评论网站Class Central的数据显示，目前美国慕课的数量是欧洲的两倍。 例如五大慕课平台中有3个位于美国，其吸引了73%的慕课学习者。 此外，欧盟内部的慕课平台和课程分布也很不均匀，英国、法国、意大利等西欧国家是开设慕课的主力军，东欧国家则较为落后。 如，法国和意大利有90%的高校已开设了慕课，波兰等国家的这一数据大约只有20%。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许多欧洲高校的慕课在本地慕课平台或本校的开源平台(如Moodle、OpenedX、OpenMOOC等)上线，但由于欧洲文化多样以及语言不通等问题，慕课的广泛流通和使用仍存在困难。 正是在此背景下，许多民众在公众咨询时表示，慕课等在线课程应更具包容性，课程内容和语言需要更加多样化。 这需要欧盟层面提供更多政策及技术支持，以促进不同国家在线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和协同作用。因此，建设具有竞争力的、高质量的、得到社会认可的在线课程，将是未来欧洲数字教育的努力方向。 “有计划且系统地将技术纳入学校活动仍非常态” 疫情期间的经验证实，那些具备相应的政策规划与支持措施的学校，其在疫情期间的远程教学表现更为有序高效。 然而，目前在欧洲，有计划且系统地将技术纳入学校活动仍非常态。 据《第二次学校调查》显示，平均只有大约三分之一的学校提供了数字技术应用于教学的书面声明，而且各个学段、各个国家之间差异巨大。 如在小学阶段，英国超过90%学校已出台相关政策，土耳其仅为3%;在初中阶段，捷克达到了85%，希腊仅为10%;在高中阶段，捷克为85%，希腊则为5%。 图4欧盟国家在各学段有着强有力政策和支持的学校比例 图5欧盟各国学生数字技能掌握情况 此外，学校层面的各项支持也非常重要，如配备技术协调员，鼓励教师在教学中使用数字技术的奖励措施等。 当前，大约三分之一的学校没有配备技术协调员，一半的学校没有相应的奖励措施。 总体来看，在欧盟成员国中，执行强有力政策和支持的学校比例并不高，而且各国之间相差悬殊，北欧国家和爱沙尼亚有更多学校采取了强有力的政策和支持，如图4所示。在芬兰各学段中有着强有力政策和支持的学校比例均为70%以上。 而德国的小学、初中和高中的比例则分别只有约5%、30%和25%。 在高等教育方面，虽然各国均已在教学中实施了新技术的应用战略或政策，但高等教育机构的切入点往往集中于在线或混合式教学，且整体的数字教育实践进展缓慢。 可见，未来高等教育机构还需要制定各自的战略发展与支持机制，通过组织变革来鼓励各高等教育机构在教学中有效开展技术应用。 “数字能力的发展。欧盟整体数字能力水平较低，数字素养亟需提升” 数字能力的重要性在疫情期间已得到了充分验证。 然而，据调查显示：44%的欧盟公民的数字技能水平仍有不足。 另据欧盟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欧盟各成员国之间公民数字技能的水平悬殊，拥有基本或以上数字技能的人口比例，从保加利亚的29%和罗马尼亚的31%，到芬兰的76%和荷兰的80%，数据显示出北欧国家在公民数字技能上拥有绝对优势。 另外，学生群体的数字技能掌握情况较好，且各国之间的差距较小。 拥有基本及以上数字技能的学生比例，从罗马尼亚的66%到芬兰的96%，如图5所示。 但据2018年国际计算机和信息素养研究的结果显示，在13-14岁的欧洲年轻人群中，有三分之一以上没有达到非常熟练的程度。 公民对媒体和数字环境进行批判性理解并与之开展互动，以增强他们对虚假信息的抵抗力，是培养公民数字素养的关键。 然而，事实上公民所接触到的却是大量虚假信息，这已成为欧洲当前面临的重大挑战。 2019年的相关调查显示：37%的欧洲人每天都会看到歪曲事实甚至是虚假的新闻。 而31%的被调查者称这种情况每周至少发生一次。 虽然，欧盟层面已采取了不同措施，但仍有42%的年轻人认为，学校没有充分地教授数字素养。 并且，在疫情期间，人们使用社交媒体查找信息以及儿童上网时长明显上升，也使这一问题的严竣性更加凸显。 “编程教育供应不足，性别失衡严重” 欧盟特别强调编程教育与数字素养教育应相互补充，以共同培养学生的数字能力。 然而，据《第二次学校调查》数据显示，大多数国家的学生并不经常从事编程活动，76%的初中和79%的高中学生几乎从未从事过编程活动。 北欧国家也表现欠佳，芬兰初中和高中学生未从事过编程活动的数据均达到了89%。 事实上，在欧洲，对编程教育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的意见并不统一，学生学习编程的机会差异较大。 因此，为了更好地开展编程教育，在《行动计划(2018-2020年)》中，欧盟提出将为欧洲所有学校提供编程教育课程，并推出“欧盟编程周”(EU Code Week)活动。 尽管如此，据《委员会工作人员工作文件》显示，过去大约只有10%的学校参与了“欧盟编程周”，这距离欧盟委员会50%的目标还很遥远。 此外，数字能力的性别差距显著。 男生比女生对编程更有信心，且更频繁地参与编程，具有基本数字技能的男性比例也高于女性。数字领域女性劳动力的比例尤其低，男性占到80%以上。 尽管各国存在差异，但女性平均只占科技行业17%的职位，在人工智能领域的比例为22%。 欧盟认为，固有的偏见和社会文化规范限制了女性从数字化转型中获益，这不利于社会的整体发展。 当前，欧盟试图通过改变女性在媒体中的形象、提升女性的数字技能以及增加女性科技企业家的数量等方面，来提升女性对数字技术的兴趣。 然而，这一问题仍然严峻，需要进一步关注。 “信息技术专业人才供应不足，人工智能人才短缺更甚” 人工智能、云计算、机器人和其他新兴技术的快速发展，迅速影响并改变了许多行业的业态。社会对信息技术系统开发、操作和维护的专业人员需求大增，但信息技术人才供给不足是不争的事实。 据欧盟统计局2019年数据显示，超过半数(58%)欧盟成员国称，难以招到合适的信息技术人才。 而在欧盟27国中，只有大约3.8%的大学毕业生和4.9%的在校生在学习信息技术专业，而商科、行政管理或法律的大学毕业生和在校生，分别为24.6%和22.0%。 其中，信息技术专业毕业生比例最高的为爱尔兰(7.9%)和芬兰(7%)，最低的土耳其和意大利仅为1.7%和1.3%。 即使是高度重视信息技术行业发展的爱尔兰，在2019年发布《2022年技术技能：爱尔兰的第三项ICT技能行动计划》报告时估计，2018-2022年爱尔兰信息技术高级技能人才短缺将达到7.3万。 人工智能领域的人才短缺更为严重。 2019年《欧洲劳动力市场的AI人才》(AI Talent in the European Labour Market)指出，欧洲在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方面仅为美国的一半。 此外，欧盟各国人工智能人才与其活跃劳动力比值差异悬殊，爱尔兰、芬兰较为领先，中东欧国家较为落后，如图6所示。可见，发展与人工智能有关的必要技能并提高劳动力素质，以适应由人工智能主导的社会转型，将是欧盟未来优先发展的事项。   数字教育战略重点与具体行动  未来的战略重点与具体行动是《行动计划(2021-2027年)》的核心内容。对应数字教育的两个方面，欧盟提出了“促进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和“提高数字技能和能力以实现数字化转型”两个战略重点，并包含了多项具体行动。 为了监督与保障各项行动的实施，欧盟还将建立“欧洲数字教育中心”(European Digital Education Hub)。 战略重点一：促进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 图6欧洲各国人工智能人才储备情况 “促进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的发展”是对2018年的战略重点“更好地利用数字技术进行教与学”的进一步深化。 欧盟认为，实现高质量包容性的数字教育，需要不断发展高性能数字教育生态系统，其构建需要协同政府、教育与培训机构以及社会公民在内的全社会共同努力，以及配备相关条件。 首先，数字容量的规划和持续扩展非常重要，这要求各国应制定并不断审查和更新其数字战略，解决基础设施、设备方面的技术差距，并扩展教育组织，提供远程学习与面对面相结合的混合学习的能力。 其次，高质量的互联网连接和数字设备至关重要，特别是视频会议、云计算和虚拟/增强现实等带宽密集型应用的涌入，网络需求日益增加，提供便利的、快速可靠的互联网连接和数字设备迫在眉睫。 再次，高质量的数字教育内容、用户友好的技术工具、增值的技术服务和安全的数字平台也很重要。 其中，可访问性、包容性和以学习者为中心的设计等特点，是保证这些内容、工具、服务和平台有效性的关键。 最后，包括数字化教学法在内的数字技能培训至关重要，只有大量的教育工作者具备必要的数字技能和教学方法，才能够更有效地参与到教育的数字化转型中。 基于此，欧盟委员会将采取以下六个方面的行动，如表2所示。 表2战略重点一的实现条件与具体行动 第一，欧盟委员会将与成员国进行战略对话，以明确成功进行数字教育的各项因素，并将在2022年前针对数字教育起草“委员会建议书”，该建议书包括以下内容：填补网络连接和数字设备的缺口，为教育与培训机构的数字化转型提供工具支持，解决辅助技术的可访问性和可用性问题，鼓励欧盟成员国积极促进利益攸关方和教育机构之间就数字教育进行更密切的对话，并根据最佳实践或经验来制定数字教育指南和提升教师能力。 第二，欧盟委员会计划在2021年底前，基于疫情期间的经验教训，提出一份针对中小学在线与远程学习的“委员会建议书”，力求在欧盟层面能够达成有效、包容和积极参与远程、在线和混合式学习所需技术与方法的共识。 第三，基于欧洲文化和创意多样性，欧盟委员会将开发“欧洲数字教育内容框架”(European Digital Education Content Framework)。该框架将为教育部门提供指导原则，同时，还将满足教育内容互操作、认证、验证和转让的需要。 另外，针对公众咨询提出的有关慕课平台的建议，欧盟还将启动建立“欧洲交流平台”(European Exchange Platform)的可行性研究，在共享经过认证的在线资源(如慕课)的同时，也与现有的教育平台建立关联。 第四，如果有必要，欧盟委员会将支持欧盟成员国学校的千兆连接以及“连接欧洲设施计划”(Connecting Europe Facility Programme)下的学校网络连接，并开展“互联学校倡议”资金筹集宣传活动。 此外，欧盟鼓励成员国将宽带纳入国家投资和改革项目中，并充分利用欧盟在互联网接入、购买数字设备、在线学习应用程序和平台方面的支持，为弱势群体学生、残疾学生和教育工作者提供相应支持。 第五，欧盟委员会将利用伊拉斯谟(Erasmus+)合作项目，支持小学、中学、职业教育和培训(VET)、高等教育和成人教育机构的数字化转型计划。 通过伊拉斯谟教师学院(Erasmus Teacher Academies)为教师提供基于技术的数字教学法和工具使用的相关知识，并推出教师在线自我评估工具“SELFIE”。 该自评工具以《欧洲教育工作者数字能力框架》(European Framework for Digital Competence of Educators)为基础，可以帮助教师确定并评估其在数字技能或教学技能方面的优势和差距。 第六，欧盟委员会将促进教育工作者对新兴技术及其在教育中应用的理解。其中，包括为教育工作者制定关于人工智能和教学中数据使用的道德准则，以及通过“欧洲地平线”项目(Horizon Europe)支持相关的研究和创新活动等。 此外，欧盟还将基于之前发布的《值得信赖的人工智能的道德准则》，为研究人员和学生提供人工智能伦理方面的培训。 战略重点二：提高数字技能和能力以实现数字化转型 “提高数字技能和能力以实现数字化转型”，是对2018年的战略重点“为数字化转型培养相关的数字化能力和技能”的延续与扩展。这一战略重点着眼于公民基本和高级数字能力的培养，旨在培养数字公民并提升他们的数字包容性，以更好地实现社会的数字化转型。 相应的，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对公民的数字技能也提出了要求。 首先，公民需要从小就具备基本的数字技能和能力，才能更好地参与社会生活，保障自身的网络安全。 如通过培养数字素养来提升公民批判性处理、过滤和评估信息的能力;通过计算机教育(Computing Education)培养学生问题解决、创造和协作的能力。 此外，人工智能等数据密集型技术的知识也十分必要。 其次，当前欧盟几乎所有成员国都面临着信息技术专业人才短缺的问题，例如数据分析师、网络安全分析师、机器学习专家等，欧盟需要提供更多高质量的学习机会来促进高级技术人才的培养。 最后，数字领域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也迫切需要欧盟予以关注。该战略重点将支持《欧洲技能议程》(European Skills Agenda)的目标，即确保到2025年，欧洲70%的16-74岁人口至少应具备基本的数字技能。这一战略重点的实现条件和具体行动如表3所示。 在具体的行动方面，主要采取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欧盟将为教师等教育工作者制定“通用指南”，并通过教育和培训来提升他们的数字素养和处理虚假信息的能力。这一行动需要利益攸关方的通力合作，包括国家主管部门、民间社会组织、媒体素养专家组、媒体部门、技术公司和运营商、父母、学生等。 第二，欧盟将更新“欧洲数字能力框架”，以便囊括与人工智能和数据处理相关的技能。此外，欧盟也将为学校等教育培训机构提供支持，帮助其开发人工智能学习资源，还将帮助公众更好地认识人工智能为教育领域带来的机遇与挑战。 表3战略重点二的实现条件与具体行动 第三，欧盟将开发能够被欧洲各国政府、雇主和其他机构认可并接受的“欧洲数字技能证书”(European Digital Skills Certificate，EDSC)。该证书与“欧洲数字能力框架”相匹配，将帮助欧洲公民证明其数字能力水平。 第四，欧盟将起草一份“委员会建议书”，以改善教育和培训中的数字技能培养。具体包括：利用欧盟工具来投资教师专业发展，分享计算机教育的最佳实践，与《欧洲技能议程》协同发力，促进教育部门与业界的对话交流，及时发现并更新数字技能需求等。 第五，欧盟鼓励更多学生参与“国际计算机和信息素养”研究，以更好地对学生数字技能进行监测和评估，更及时地了解技能差距并采取相应措施。此外，欧盟还将引入“学生数字能力目标”，即到2030年，将13-14岁学生在计算机和信息素养方面表现不佳的比例，降低至15%以下。 第六，欧盟将采取有针对性的措施，以激励高级数字技能的发展，如为教师等教育人员提供专业发展机会，扩展“数字机会实习”项目(，即将培训目标群体扩展到职业教育学习者和学徒。 第七，欧盟将与欧洲创新技术研究所一起，鼓励女性参与STEM教育，并支持欧盟STEM联盟开发基于STEM教学模式的工程、信息技术等高等教育课程，以更好地吸引女性参与到STEM学科或IT行业中去。 “实施与监控：建立“欧洲数字教育中心”” 《行动计划(2021-2027年)》是欧盟层面的政策方针，将在若干欧盟项目基金的资助下完成，如，伊拉斯谟、数字欧洲、欧洲地平线、欧洲社会基金等。 欧盟还将举办利益攸关方论坛，以促进利益相关者的积极参与。此外，为了加强欧盟层面的数字教育合作，欧盟委员会还将建立“欧洲数字教育中心”。 该中心的主要任务包括： (1)支持欧盟各成员国建立数字教育国家咨询服务网络，以交流数字教育的经验和良好实践，即将国家/地区的数字教育倡议或战略联系起来，将国家当局、私营部门、专家、教育/培训机构和民间社会组织联系起来。 (2)通过欧盟资助的项目来监测《行动计划(2021-2027年)》的实施，了解欧洲数字教育的发展。 (3)解决诸如资源互操作性、质量保证、环境可持续性、可访问性和包容性以及数字教育的共同标准等问题。 (4)作为智库来支持政策和实践的迅捷开发，并通过“数字教育黑客马拉松”(Digital Education Hackathon)来支持用户驱动的创新。 该计划的监督和评估，将在欧洲教育区欧盟委员会在发布《数字教育行动计划(2021-2027年)》的同时，还发布了《2025年实现欧洲教育区》。 欧洲教育区的目标是2025年在整个欧盟范围内实现跨国学习常态化，学历互认，掌握除母语外的两种语言，人人皆能获得高质量的教育，欧洲身份认同。 为了确保透明度，同时监视和评估进度，欧盟将为每项行动制定关键绩效指标。未来欧盟也将提出一整套更具普适性的绩效指标，以衡量《行动计划(2021-2027年)》的总体影响。 欧盟委员会将于2024年对该计划进行全面审查，以评估行动计划的影响，并在必要时做出相应调整。 对我国数字教育的启示与建议   我们通过对《行动计划(2021-2027年)》的解读，对欧洲数字教育的现状以及未来的战略重点与具体行动有了大致了解。 可以说，通过数字教育或教育信息化促进教育公平和提高教育质量，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主流。 近年来，围绕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这一主线，《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提出加快信息化时代的教育变革;《加快推进教育现代化实施方案(2018-2022年)》也提出要大力推进教育信息化。 这与欧盟的“数字教育行动计划”无论在思想上还是方向上基本契合。 特别是2020年以来，各国在总结疫情经验后逐渐达成了一些共识，例如欧盟的《行动计划(2021-2027年)》与2018年我国发布的《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有了很多共通之处。 因此，在分析、思考我国数字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了以下三点建议。 “开展科学评估和顶层设计 优化数字教育生态” 2020疫情期间，我国数字教育规模空前发展。 截至2020年5月11日，国家中小学网络云平台浏览次数达20.73亿，访问人次达17.11亿。 截至2020年5月8日，全国高校参加在线学习的大学生共计1775万人，合计23亿人次。 为抵制突发疫情的不利影响，教育部门迅速向全民普及了在线教育常识与应用途径。 同时，也暴露出我国优质在线教育资源缺乏、教师信息素养不足、在线教学互动性薄弱等问题。 有研究称，43.32%的中小学生认为，疫情期间的学习效果较在校学习差一些。另外也有研究发现，2.12%的受调查学生无法连接网络;20.3%的教师表示，学校或教育主管部门并未组织相关培训，只能通过自我摸索开展在线教学。 疫情期间的教育信息化实践是我国处于从信息化1.0到2.0的过渡阶段的现实写照。进入后疫情时代，我国也需要像欧盟一样，系统总结我国教育信息化存在的问题，并认真思考今后的发展方向。 面向未来，欧盟提出了“高质量、包容性和无障碍数字教育”这一数字教育愿景，并致力于建立“高性能的数字教育生态系统”。 这为我国教育信息化的未来发展战略提供参考。 一方面，我们需要通过科学评估，来审视我国当前的教育信息化是否达到了“高质量、包容性和无障碍”;另一方面，要思考如何从顶层设计出发，优化我国的数字教育生态，使其不仅能够满足数字时代的人才需求，而且能够圆满完成国家教育现代化的使命。 首先，科学评估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认清现实才能有的放矢。 我国先后于2014年和2016年开展了两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督导评估。 教育部在《2019年教育信息化和网络安全工作要点》中提出，将完成第三次全国教育信息化工作专项督导，并面向社会公开发布督导报告，但至今仍未看到相关报告发布。 特别是疫情期间，我国教育教育信息化得到了广泛检验，我们需要充分利用疫情期间的数据，客观分析我国教育信息化发展现状，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开展行动。 其次，针对数字教育的包容性问题进行精细化设计。除《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特别提到“网络扶智工程攻坚行动”，关注贫困地区的教育信息化发展外，还要关注男女数字能力差异，以及老年人、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数字能力发展，以促进数字教育更具包容性和无障碍。 最后，在数字教育的质量方面，为了适应后疫情时代混合教育新常态，一方面，我们需要充分调动校长和教师等教育管理者与工作者的积极性，除加强信息素养方面的相关培训外，还要赋予教育工作者相关权力，支持其学习最佳实践，进行组织变革，形成重视和奖励教育创新的文化。 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国家层面给予相应的规范与指导，除了已推出的《高等学校慕课建设与应用指南(试行)》外，还应包括针对各学段开展的在线或混合学习建议，以引导学校合理有效地开展在线或混合学习，避免再次出现疫情突发时仓促应对的局面。 “推动数字能力评估，提升全民数字能力” 数字能力已成为公民参与社会生活的必备能力。疫情期间“健康码”、网络新闻、社交平台、远程办公、在线学习等数字应用大大普及，为疫情防疫和社会重启提供了强大助力，也向公民的数字能力提出了迫切的要求。 截至2020年6月，我国互联网普及率达67%，但非网民规模仍有4.63亿，48.9%的非网民因为不懂电脑/网络而不上网。以未成年人为主的“数字原住民”的情况也不乐观。 据2020年5月发布的《2019年全国未成年人互联网使用情况研究报告》显示：我国针对未成年人的网络素养教育尚不够完善，65.6%未成年网民对网络操作技能的学习主要依靠自己摸索，网络操作技能、网络防沉迷知识、网上自护意识和能力等均需要加强。可见，如何更高效地提升公民的数字能力是摆在后疫情时代的关键任务。 对于数字能力的关注，我国更多集中于学校师生层面，而针对其他群体的关注不多。 然而，仅靠培养师生的数字能力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32.9%的小学生网民在学龄前就开始使用互联网，39.9%的小学网民主要依靠家长学习上网技能。 因此，引导家长形成对互联网的正确认知，使其具备引导子女正确合理使用互联网的能力，已经迫在眉睫。此外，当前我国已经进入老龄化社会，老年人面临的数字鸿沟问题，引发了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19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2.54亿，占总人口的18.1%，而老年网民比例大约只有20%。 2020年12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切实解决老年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明确提出，要在全社会开展老年人智能技术教育，帮助老年人提高运用智能技术的能力和水平。 作为终身学习的“八大关键能力”之一，基本的数字能力应成为所有公民的生活必备技能。可见，提升全民数字能力已刻不容缓。 此外，我国对于数字能力的关注主要侧重于“信息素养”和“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两大维度，如《教育信息化2.0行动计划》提出了“信息素养全面提升行动”，加紧研制“中小学教师信息素养评价标准”，以及已经推出的《师范生信息化教学能力标准》和《中小学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标准(试行)》等。 从这些文件看，我国对于公民参与数字生活必需的其他维度，如应用数字化工具进行交流合作、个人信息、数据和数字身份保护等能力涉及较少。 在我国大力倡导建设终身学习型社会的大背景下，使每一个公民都能够参与数字社会活动，享受数字社会服务和行使基本权利，是我国数字教育的根本追求，而只有符合数字时代公民数字能力需求的数字能力评价标准，才能真正让教育信息化成为实现全民终身学习的有力支撑。 因此，我国也需要借鉴其他国家及组织的经验，出台数字能力评估的框架或标准，以更好地指导面向全民终身学习的各项课程设计和活动开展。 如，欧盟推出的《欧洲公民数字能力框架》，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此为基础推出《全球数字素养框架》等。 与此同时，数字能力评估框架也需要依据数字时代的发展不断予以更新，如适时加入编程能力和人工智能相关知识与能力要求，以更好地推动我国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 “加大共享与协作，构建更开放的教育服务生态体系” 疫情期间特殊的教育需求，使教学服务空间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也加速了大规模社会化协同的教育服务新业态形成。学校的围墙被打破，学习资源和教育服务不再仅仅来自于学校、地区或国家内部。 教育的开放性前所未有。如在基础教育方面，各地统筹利用电视空中课堂和网络平台提供的学习资源，实现了区域资源共享和全面覆盖;在高等教育方面，各国慕课资源成为了很多高校开展“停课不停学”的利器。 疫情后期，虽然使用在线教学的用户大幅下降，但线上研讨和交流的活动却有所增加。 此外，国际交通的限制也促使多校开启跨国合作模式。如康奈尔大学出台“Study Away”计划，国际学生可以在他们所在的国家或地区的大学暂时就读，包括清华、北大、浙大等七所大学。 类似的高校合作政策还有很多，如雪城大学对接华东师范大学；里海大学对接上海交通大学、复旦大学等。 这些方面的改变都说明：后疫情时代，学校中的一部分活动会向跨区域或跨国的数字形态转换，更加开放的教育服务生态体系会逐渐形成。 像欧盟提出《行动计划(2021-2027年)》所考虑的那样，欧盟层面的合作与交流，比孤立的国家或地区行动产生更大的影响。 也正如OECD联合哈佛大学研究生院发布的《2020应对COVID-19教育指南》所呼吁的那样，共享与协作将成为我们拥抱更开放的教育服务生态体系的必然选择。为了应对这一变化，我们提出以下建议。 首先，国家或地区层面要建立系统的在线教育服务体系，以支持跨地区或跨校协作。疫情期间，在线教育促进了优质教育资源的共享共用，特别是为薄弱学校、贫困边远农村地区输送了优质资源，这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教育公平。 然而，开发和认证体系化的优质在线教学资源、在线资源的互操作性、国家或地区层面的质量保证和共享机制等，都需要进一步解决与落实。 其次，面对当前海外优质教育资源与我国教育体系不断融合的情况，必须加快推进国际教育资源的本土化进程。只有融合的、本土化的教育资源，才能对我国的人才培养发挥有效的作用。 但国际教育资源的本土化工作，需要整合国内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的相关力量，需要教育技术、课程、外语翻译、计算机等相关学科专家的通力合作。 再次，我们也需要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分享在线教学的中国经验和中国成果，扩大我国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如疫情期间，我国推出了首批包括“爱课程”和“学堂在线”两个高校在线教学英文版的国际平台。从平台的使用来看，对这方面的工作还要加大力度，并在后疫情期间实现常态化。 最后，各类学校要以开放、前瞻的姿态与视野，及时关注全球教育领域的新形态、新发展，并适时采取相应的行动。学校之间需要加强在线教学经验和成果的分享，形成协作共享的生态圈或协助联盟，以共同提升智能时代的教师数字能力、数字素养与数字教学技能，从而更好地为学生的学习与个性化发展服务。 ·写在最后· 2020年的疫情充分证明，全球化时代的数字教育、教育信息化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与不可替代性。虽然，当前世界大多数国家的疫情形势仍不明朗，但大多数国家均将未来的数字教育行动提上了日程。 欧盟《行动计划(2021-2027年)》在充分认识欧洲数字教育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未来七年的行动计划，为我们描绘了后疫情时代数字教育发展的新图景，也给我国的教育信息化2.0规划背景下数字教育的优质、高效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借鉴。 毋庸置疑，在教学与学习中释放数字技术的潜能和提升公民的数字能力，依然是未来一段时间我国数字教育的关键任务。 面向未来，构建高质量且具有包容性的数字教育，将成为我国实现教育现代化的重大助力，也将构成我国提升教育国际竞争力，加强国际之间、我国与不同国家之间、我国各地区之间关系的重要途径和方法。 希望通过不懈的努力，我国的数字教育能为教育强国和人力资源强国目标的实现，贡献更多的力量。 

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31.48万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过12亿元，开展各类培训469期……去年年底，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扶贫专项工作交流活动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晒出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的账本。职教扶贫目前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职业院校实施、各类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局面。通过各类职业教育活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在帮扶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帮扶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东西职业院校合作扶贫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为探索新时代下职业教育扶贫新模式，助力我国精准扶贫工作，日前，受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委托，全国电子商务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对我国职教扶贫工作进行了详细调研，归纳总结出五类职教扶贫模式。   模式1：扶人才   该模式适合职业院校在搭建“校企”合作平台的基础上，利用自身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的优势，根据产业需求，有针对性地进行技能培育。该模式下，职业院校可以向贫困对象提供符合本地产业发展需求的技能资格证书课程、技能教学项目，可以选配职业技能导师，对扶贫对象开展专业、精准、创新和个性化培养。重点在于职业院校以推进教学资源的本地化为目的，对扶贫对象进行适应性优化帮扶，提升扶贫对象的综合竞争力。   “扶贫先扶智”。作为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职业院校既拥有丰富的教育资源和人才培养经验，同时肩负着服务企业和社会，培养实用人才的重任。因此，立足职教资源，与政行企对接，深化产教融合，定向培养人才，成为职业院校最直接最常见的教育扶贫模式。   根据贫困地区产业需求，职业院校发挥联盟和平台的作用，融合多所职业院校在教育教学、科学研究、社会服务、人才培养、国际合作与交流等方面的优质资源，确定扶贫方向，制定扶贫举措，确定资源投放主体，定向开展教育扶贫，有针对性地进行技能培育，逐步形成连点成面、以点带面的扶贫工作局面。   与普通培训不同，教育扶贫不但要将目光放在培训本身，更要放在培训目标未来的职业规划和发展潜力上，为贫困学生选配合适的职业技能导师，开展个性化精细培养，突出发展个人的一技之长，使贫困学生真正精通一门技艺，并以此为基础培养未来的职业迁移能力，为职业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实现个人脱贫带动家庭脱贫。   【案例1】   浙江是全国电梯生产大省，电梯维修保养服务跟不上巨大的市场需求，电梯安装、维护和维修方面的专业人才存在着巨大的“缺口”。针对这种情况，杭州职业技术学院搭建“校校企”合作平台，在对口支援院校选择贫困学生免费来杭学习电梯安装、维修与保养技术，2个月后，安排到杭州西奥、西子奥的斯、通力等电梯企业进行为期3个月的实习，毕业后到生源地就业，给予杭州标准的薪资。   模式2：扶文化   该模式适合文化程度较低的中西部偏远贫困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及长期处于封闭落后环境的地区。这些地区公共文化效能较低，缺乏模范带头人的积极宣传。职业院校可以以具体贫困对象的文化基础建设作为重点，构筑“以党建带扶贫，以扶贫促发展”的工作格局，把更多精力、资金投向贫困村镇，不断增强公共文化服务的生活化、本土化。   “治贫先治愚”。贫困地区之所以贫困，除了客观原因之外，同群众知识贫乏、观念滞后、视野狭窄、思维陈旧有密切关系。文化扶贫，就是要革除贫困者因贫守旧的贫穷文化，用新的文化价值观念改造旧的、迂腐的文化价值观念；用文化充实扶贫内涵，提升群众的精神境界和道德素养。   在职教文化扶贫工作中，职业院校把贫困村文化基础设施建设作为重点，投放文化娱乐设施，筑牢贫困村的文化阵地，帮助贫困地区培养文化人才，提升贫困地区的“文化造血”能力。职业教育文化扶贫特别注重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把夯实农村基层党组织同脱贫攻坚有机结合起来，全面加强党对农村文化扶贫工作的领导。   职教文化扶贫注重搭建和完善多元文化活动载体和平台，结合贫困村和农民实际，有计划、有针对性地组织文化团体开展文化下乡活动，不断提高农民文化生活的质量。特别是充分挖掘和利用农村集市这个文化宣传阵地，搞好集市基础设施科学规划和建设，为农民赶集购物娱乐提供干净、整洁、有序的良好环境；利用集市人员聚集的特点，采取灵活多样的形式开展积极的、正能量的各类演出、宣传；利用节假日，尤其是春节、端午节、中秋节、国庆节、元旦等节日，挖掘和举办具有地方特色的欢庆活动，让集市成为丰富农民文化生活、提高农民文化素养和水平的重要平台。   职教文化扶贫中注重发挥农民群众的主体作用，调动农民的力量，发掘和传承传统文化。在重点人和重点事上取得突破，培育一支有号召力、有凝聚力、受乡村群众欢迎的基层文化宣传中坚队伍，强调农民的“主场”和“在场”，同时通过制度建设管理好农村文化队伍，保证这支队伍的新老交替和永葆活力。   【案例2】   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与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人民政府签订对口帮扶框架协议，助力牙屯堡镇打赢脱贫攻坚战。牙屯堡镇文坡村由5个村合并而来，当年全村人均纯收入仅500余元。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根据自身专业和人才优势，以文坡村为重点，开展乡村风貌或公共设施改观设计，结合当地非遗特色，帮助打造“田梅”侗锦品牌，创建“侗锦之乡”。同时，还通过组织教授、专家前往当地指导发展，开展乡村工匠等技能培训，指导贫困户在电商平台开展线上推广销售等方式，协助贫困户解决生产、销售难题，助推“山货出山”。   模式3：扶产业   该模式适合生态环保基础好，农业或以农业为基础的农产品加工、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等产业集中，具有特殊资源和乡村传统产业的贫困乡村。这些贫困地区通常具有产业门槛低、基础设施落后、流通成本偏高、市场信息不畅、品牌建设滞后，产品“运不出、卖不掉、价不高”等特征。职业院校可以开展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工程机械技能培训等项目，将现代技术、管理和人才等要素引入贫困地区，促进其区域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   职业院校与产业联系紧密，具备扎实的产业发展思路，可以帮助贫困地区的产业打好特色牌，形成规模化，提升附加值，增强竞争力。职业院校在充分尊重和了解本地资源禀赋的基础上，帮助制定整体合理的发展规划，同时教育行政部门将产业扶贫与科技扶贫相结合，将现代技术、管理和人才等要素引入贫困地区，促进区域特色产业和支柱产业的发展。   脱贫的根基在产业，难点在增收。职教扶贫通过培训新农村建设村级带头人，发挥领头雁的引领作用，促进贫困农民脱贫增收。职教扶贫帮助贫困户通过各种方式进入企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这些新型经营主体主导的产业体系中，由有竞争力的经营主体带动贫困户共同发展。职教扶贫抓住新农村建设契机，通过扶持、培育、引进等方式，帮助各贫困村采取“企业+合作社+贫困户”等模式，成立产业发展新型经营主体，与贫困户结成股份合作的紧密联结，或订单、购销合同等半紧密联结，使贫困户分享更多产业增值收益，加快增收脱贫步伐。同时帮助各贫困村建立可以吸纳贫困户的合作经济组织，重点建立以村集体资产折股量化、贫困户承包土地经营权及农民家庭财产入股、财政专项扶持资金股权合作等股份合作经济组织。   产业扶贫是从“输血扶贫”到“造血扶贫”转变的主要方式和核心举措，产业发展需要职业教育扶贫工作更加接地气、重发展。职业院校要立足产业，联合当地部门因地制宜、因村因户、因人施策，以明确的目标、对路的政策、有力的举措、扎实的行动，积极引导贫困户加入农民合作社等组织，实现“抱团”发展。   【案例3】   海南经贸职业技术学院与昌江黎族自治县石碌镇水头村建立帮扶结对关系，一方面通过扶志行动和技能培训为水头村的产业发展提供内生动力与智力支撑，一方面以资金投入扶持当地特色产业发展，帮助当地将资源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学校还派出旅游管理专业科研团队到水头村开展旅游资源调查，编制水头村乡村旅游发展可行性研究报告，为吸引旅游投资企业、拓宽农民增收路径创造条件。   模式4：扶经营   该模式适合农村电子商务起步阶段地区。贫困地区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缺乏统筹引导，电商人才稀缺，市场化程度低，缺少标准化产品，贫困群众网上交易能力较弱。职业院校可以采取学习培训、下乡指导培训等多种方式，组织返乡青年、贫困户、创业大学生、合作社负责人、乡镇村电商服务点负责人等参加电子商务培训，指导电商从业人员创业，帮助当地农民销售农副产品。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农村基础设施的逐步完善，农村电子商务发展迅猛，交易量持续保持高速增长，已成为农村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优化产业结构、促进商贸流通、带动创新就业、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动力。但从总体上看，贫困地区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仍处于起步阶段，电子商务基础设施建设滞后，缺乏统筹引导，电商人才稀缺，市场化程度低，缺少标准化产品，贫困群众网上交易能力较弱，影响了农村贫困人口通过电子商务就业创业和增收脱贫的步伐。   职业院校及时应对这一问题，将扶贫对象和焦点放在农村电子商务扶贫方面，开展贫困地区电商人才培养，输送企业和社会需求的专业电商人才。面对层次多样、文化基础差异大的受训对象，采取学习培训、下乡指导培训等多种方式，面向返乡青年、贫困户、创业大学生、合作社负责人、乡镇村电商服务点负责人等开展电子商务培训，指导电商从业人员创业，及时进行跟踪孵化。职业院校还让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学生志愿者帮助扶贫地村民创建电商销售平台，不仅锻炼了学生的专业能力，也帮助了当地农民销售农副产品，从而构建一个新型的营销模式。   电商扶贫面临的困难，还包括网络基础落后、快递物流不发达、农产品质量不达标、人才匮乏等。职业院校坚持问题导向，从打基础的事情开始，如加强人才培养，真正扶上马，再送一程；破解快递物流问题，树立协同共享理念。特别是将“手”伸长，从卖农产品延伸到改造农产品生产体系，推动供给侧改革，打通供应链、创新产业链、重塑价值链，形成脱贫攻坚的“组合拳”，让贫困群众“淘”出一条精准脱贫路。   【案例4】   江西工程职业学院团队帮扶婺源县里官亭村设计农产品生产和销售模式，形成精品化、定制式的品牌市场战略。在乡委和村委的支持下，团队组织村民众筹成立农村合作社，同时在县域范围募集社会资本，成立零售端“众望”有限公司，注册了“刀耕火种”商标，突出产品的原生态特色。合作社采用原生态方式养殖和种植，通过摄像设备监控和拒收约束机制，实现生产过程“一原四无”（原生态、无农药、无添加、无激素、无抗生素）。依托微信公众号，讲好扶贫故事，吸引一批具有情怀的深度粉丝人群。该品牌目前在江西省已小有名气。   模式5：扶志气   该模式适合家庭相对贫困、受教育程度较低，由于自身的缺陷，很难参与劳动生产的残疾人群体。职业院校可以通过助残扶技创业，助农助残培训，举办大型残疾人就业招聘会，建立农村残疾人扶贫基地培训班等项目，增加残疾人收入，手把手传授残疾人就业创业技能。   残疾人是社会的特殊困难群体，也是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关注对象。残疾人群体的文化水平较低、劳动能力不强、市场竞争力不足，很难适应劳动力市场发展的需要，总体的就业层次和水平较低，就业稳定性不强，很难实现全面脱贫。在这些影响因素中，残疾人群体受教育水平偏低是根本性的问题。打赢残疾人脱贫攻坚战，教育先行，已成为全社会的一个普遍共识。   为保证残疾适龄青少年和贫困残疾人家庭子女能顺利入学，职业院校采取“一人一策”，放宽资助条件、扩大资助范围、提高资助标准，为符合条件的残疾学生和经济困难残疾家庭学生提供助学金。同时做好建档立卡残疾学生和残疾家庭学生扶贫措施梳理、脱贫成效反馈、跟踪结对帮扶等工作。残疾学生要实现真正意义的就读，需要克服心理自卑，为此职业院校设立残疾贫困学生特殊心理帮困项目，为他们创造更多展示自我的机会，以自己的潜能缩小与其他同学的差距，通过心理扶贫帮助学生树立自信心。   职业院校还与政府和残联携手合作，关爱扶贫地区的社区和家庭，本着“帮助一名残疾人就业，成就一个幸福家庭”的理念，引导和帮助更多的残疾人走出家门，参加电器装配、插花、计算机、营养师、网店经营、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班，实现就业创业梦想。   【案例5】   南宁职业技术学院选派优秀师生团队进驻贫困地区，与当地残联、商务局、供销合作社等机构联手，开展助农助残培训，手把手传授残疾农民网上就业创业技能。2015年至2018年间，在田东县、横县、上林县等开展10多场“电商知识下乡”专项培训和6期“残疾人网上就业创业”培训，同步推行专业学生助学帮扶，帮助学员不仅系统学习了电商基本概念、网上开店流程、商品推广与营销等专业知识，还有结合项目进行操作实践。培训结束后，每位残疾人学员基本能够熟练掌握并开设自己的网店，走出创收脱贫第一步。 扶贫案例6：精准帮扶助力寒门学子 “叔叔、婶婶，这2000元是我在餐厅当服务生挣的。”每次顶岗实习，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017级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余丽花都会将所得报酬汇给远在云南老家的叔叔。余丽花的家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从小失去双亲的她由叔叔婶婶抚养长大。叔叔家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元，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也是重点扶贫户。 2017年，教育部出台《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滇西实施方案（2017—2020）》，浙江对口云南边境山区德宏州和临沧市，开始接收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子女，并为其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 就是这样一个契机，改变了余丽花的命运。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来德清习得一技之长。去年5月，进入毕业实习期的余丽花到德清一家度假酒店当服务生，每个月包吃包住，薪酬2500元，为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 自2017年起，德清职专共接收“云南班”学生168名，他们是中央提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后，德清县启动对口帮扶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工作的受益者。学校专门成立由校长担任组长的“云南班”工作小组，全面负责“云南班”学生的教学、生活。考虑到“云南班”学生家境贫困，学校还利用双休日推出“半工半读”“学校+社工”等教学新模式。“从扶上学到扶就业，从学得好到用得上，在国家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职教扶贫的靶向变得更为精准，措施更为到位。”德清职专校长周武杰说道，“我们期待依托学校的资源优势，不仅能让‘云南班’学生习得一技之长，更能唤起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浙江，不少职业院校都设有这样的“特殊班级”，专门招收西部地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子女。据悉，浙江先后与新疆阿克苏地区、西藏那曲市、四川省、云南省、青海省海西州、吉林省等地签署《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计划落实协议书》。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职业教育是激发贫困学子内生动力、直接解决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持，浙江职业教育要担起帮扶的职责，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子女切身感受到东西协作政策带来的优势作用。 扶贫案例7：技能扶贫要“及身”更要“入心” 从浙江长兴到云贵，跨越2000多公里，旅途36个小时，这是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条家访路线。1月3日，由副校长钱柏良和3名教师组成的家访团队，护送“云贵班”学生踏上了回家的路。1月4日傍晚，云贵学子全部安全抵达家中。1月5日，教师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启了这段有爱的家访之旅。 “只有了解他们，才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才能决定我们能够做些什么。”钱柏良不无感慨地说道，“越深入了解这些云贵学子，越为他们的懂事而心疼，越为他们的故事而感动。”深入大山，一路上教师们体验了路途的漫长与艰辛，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真诚与热情，更体会到了自己肩上那份深深的责任与使命。 技能扶贫要“及身”，让贫困学生掌握扎实的知识与技能，使他们得以一技傍身，成为有用之才；更要“入心”，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关爱和鼓励……这是近年来浙江各职业院校在精准扶贫中达成的共识。 去年10月，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与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结为“亲戚”。16名学生成为人民职校2019学前教育台江班学生。火车站接站、生活用品采购、寝室布置……为了让学生们尽快融入校园生活，台江班班主任章彩华带着学校的党员教师一直忙碌着。在之后的一年里，这些党员教师将以“二对一”结对的形式全方位关注台江学子的学习和生活。“她们千里迢迢来到杭州求学，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希望能尽自己所能帮助她们，和她们一起收获成长的喜悦。”章彩华说。 为了让延边学子更好地融入学校、融入宁波这座城市，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以活动为载体，精心组织双休日、节假日系列活动。去年年底，学校专门开展了一场“藏书文化”研学之旅。走进历史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参观宁波教育博物馆……过程中，延边学子增强了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来到宁波，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这样的求学环境很舒心，毕业后我想扎根宁波，做一个‘新宁波人’。”一名延边学子这样说道。 扶贫案例8：多方联动注入“造血基因” 从2015年到2019年，短短几年时间，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精准扶贫电梯班”将193名贫困学员培养成电梯技工，其收入直接带动家庭经济水平提升，“培养一名技工、脱贫一个家庭”成为现实。 甘肃省会宁县大沟乡刘沟村的丁文祥是第一批受益者。2015年6月，丁文祥进入“精准扶贫电梯班”，通过各项考核后入职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很快，丁文祥成长为分公司的骨干，并于2017年10月转岗成为调检技术员主管，独立负责甘青宁分公司的电扶梯调检技术工作。“现在我一年的收入比原来整个家庭一年的收入还要高，全村人都羡慕我有机会能来杭职院学习电梯技术。”丁文祥兴奋地说道。 要培养一名合格的电梯安装与维修技能人才，约需1万元，这对丁文祥这样来自贫困地区的学员来说，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依托浙江省电梯人才培养联盟，一方面，政校企三方合作，为学员筹措学习、生活经费；另一方面，学员与企业确定定向培养意向并签订协议，实习结束并通过技能鉴定的，直接进入国内排名前十的电梯企业就业，学员可根据自身意愿选择工作城市。 从“输血”到“造血”，从“分享”到“共享”，从“分散”到“组团”，从“自主行动”到“系统推进”，浙江职业教育努力构建精准扶贫新格局。 近日，宁波市职业教育对口协作培训中心揭牌仪式暨黔西南州职业教育精准脱贫班、新市民班教师全覆盖培训开班仪式，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在宁波和黔西南州两地同步进行。以宁波职教中心为主体的培训中心将整合宁波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优质培训资源，建立集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服务、产教融合项目开发为一体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培训开放平台。“职业教育要为消除贫困这个全社会共同的愿景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实践中创新扶贫思维，构建扶贫新模式，成为扶贫路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宁波职教中心校长傅卫东说。 来源 | 中国教育报 浙江教育报 胡梦甜

  “职业教育是教育扶贫的排头兵，是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曾在会上这样说道。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千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职教一人 就业一个 脱贫一家。如何在精准扶贫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 “原本是低保户，如今是名厨师”“曾经是打工仔，现在是管理者”……在脱贫攻坚战中，职业教育扶贫见效快、成效显著，堪称教育扶贫的“排头兵”，不仅点亮了贫困家庭子女的人生梦想，也阻断了贫困的代际传递，改写了贫困家庭的命运，展示出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我现在每个月收入1万多元，给父母5000元，剩下的留着发展事业。”新疆和田地区洛浦县布亚乡，美容美发店老板买买提艾力一脸骄傲。他家曾是建档立卡贫困户，中职毕业后，不仅自己脱了贫、买了车，还带动了十几个人就业。 “没有顺德职业技术学院，就没有我的今天!”前不久，广东佛山小伙吴明俊决定每年捐款10万元给母校，设立奖学金。当初，家庭负担沉重的他在“粤菜师傅”对口扶贫培训班上掌握了一技之长。如今，吴明俊走上创业之路，还打算把分店开到珠海和广州。 “我参与设计制作的‘唐娃娃’被当作‘国礼’赠送外宾。”罗琳花来自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的大山里。9年前，当贵州盛华职业学院的老师来招生时，她四处透风的家里连桌子都没有，烧水壶只能搁在地上。如今的罗琳花，通过学习来到首都北京工作。 …………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贫困家庭的孩子如果能接受职业教育，掌握一技之长，能就业，这一户脱贫就有希望了。当前，我国职业院校70%以上的学生来自农村，千万家庭通过职业教育实现了拥有第一代大学生的梦想，斩断了贫困代际传递的根子。“职教一人，就业一个，脱贫一家”，正让越来越多的家庭日子越过越红火。 人才扶贫：精准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在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当年贫困失学女孩，今日职场绚丽绽放”的口号十分响亮。 “‘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专门招收女孩，可以免费读书，还能领生活补助!”2009年，得知这个好消息时，家境困难的李雪练眼睛亮了，那时的她正准备外出打工。 如今，李雪练不仅圆了自己的教师梦，还给家里盖起二层小楼。12年来，“扶贫巾帼励志中专班”的办学模式从海南省经济技术学校推广到全省，逾万名贫困农村女孩从这里走出来，不但改变了自己难就业、早婚育的命运，也把家庭带出了贫困的泥潭。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打好脱贫攻坚战，关键在人，在人的观念、能力、干劲。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职业院校帮助千百万贫困人口成长为技术技能人才，增强了他们脱贫致富的内生动力，帮助他们走上了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康庄大道。 不怕一代穷，就怕代代穷。可贫困家庭容易陷入受教育程度低、知识技能缺乏、子女升学困难的恶性循环，怎么办?职业教育开出了“精准招收贫困学生”的“药方”。 贵州工业职业技术学院面向榕江、剑河等县贫困学子举办“精准脱贫订单班”，按“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企、毕业即就业”的现代学徒制模式培养;甘肃钢铁职业技术学院针对古浪县组建酒钢“古浪订单班”，学生就业可走“绿色通道”;云南医药健康职业学院与丽江市教育体育局签订合作协议，优先录取丽江籍贫困生…… 《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精准扶贫报告(2013—2020年)》显示，近8年，全国高职院校为建档立卡等7类资助对象提供专项奖助学金资助204亿元、减免学费总金额42亿元，贫困学生平均就业率达92.15%。此外，中职免学费覆盖超过90%学生，国家助学金资助对象达到在校生总数的40%左右。精准招生，让数百万贫困家庭有了“断穷根”的机会。 长期以来，贫困地区人才“招不来、留不下”的问题突出，成为制约发展的重要因素。近年来，很多职业院校“定向招生、免费就学、定制培养、定向就业”，引导支持毕业生到贫困地区就业创业，并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打造了一支“不走的扶贫工作队”。 四川电力职业技术学院为“三州”地区免费培养贫困学生，学生逐步成长为本土企业技能骨干;西宁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先后培训村集体经济带头人和党支部书记600人;湘西民族职业技术学院培养了800多名“土专家”“田秀才”，带动周边农户3000余户共同致富…… 近8年，全国高职院校开展各类培训682万人次，培训创业致富带头人99万人次，帮扶数以千万计的人口脱贫致富奔小康。乡村干部、种养大户、乡村企业经营者、农牧科技明白人、乡村工匠……这些经过职业院校“锻造”的人才，激发了贫困地区的创新发展活力，成为脱贫攻坚的中坚力量。 智力扶贫：精准改变贫困地区面貌 望着自家的水塘，广东省和平县礼士镇下涧村村民黄友英心里美滋滋的。 前年种板栗红薯赚了7000多元不说，去年20余亩莲藕和泥鳅养殖，就能赚约10万元。变化快得让人不敢相信，仅仅是5年前，黄友英家的年收入仅3000多元。“我们村原来‘路没几条、产业没一个’，现在贫困户都脱贫了，这多亏了深圳职业技术学院!”黄友英说。 原来，深圳职院在下涧村实施了“企业+合作社+农户”的精准扶贫模式，引进企业建成现代化观光休闲农业园区，开展种植养殖培训，还通过定向采购、定量收购、定标促产等帮助销售农产品。如今，村子摘掉了“穷帽子”，青山绿水变成了“聚宝盆”!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职业院校通过提供智力支持“扶志、扶智、扶技”，在产业扶贫、健康扶贫、生态扶贫和文化扶贫等方面精准发力，变“输血”为“造血”，大大增强了贫困地区的发展能力。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的“专家帮扶团”扎根重庆市巫溪县，帮扶建设野生猕猴桃种苗繁育基地130亩，指导5个贫困村开发野生猕猴桃林地3100亩。“说啥也没想到，坡上荒了几十年的‘洋桃树’能让我走上致富路”，巫溪县万春村村民龚道廉喜出望外。 河北廊坊职业技术学院选派著名食用菌专家侯桂森教授带队帮扶阜平县。在教授团队指导下，阜平食用菌产业从零起步，覆盖了13个乡镇、140个行政村，年栽培香菇菌棒6000万棒、黑木耳菌棒1500万棒，年产菇耳5.5万吨，实现产值9亿元，群众增收2.55亿元。 贵州铜仁职业技术学院组织众多“羊教授”“牛教授”“果树教授”“蘑菇教授”“蔬菜教授”进村入户，手把手教会农民发展种植养殖业，帮助他们增收致富。其中仅贵州白山羊项目就带动15个农牧企业升级养殖标准，增加产值3000余万元。 《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精准扶贫报告(2013—2020年)》显示，近8年，全国高职院校累计为贫困地区派遣技术专家7.6万人次，开发特色产业项目8421个，引进产业项目4323个，累计帮扶贫困地区产业增收达45.15亿元。 贫困地区群众就医难，高职院校就输送大专层次医护类人才36.4万人，完成卫生健康培训50.6万人次，培训贫困地区医护人员35.5万人次，并积极深入贫困地区开展义诊、送医送药。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高职院校为贫困地区输送环保类大专层次毕业生2.1万人，开展生态文明培训22.1万人次，提供生态环保技术支持2859项，大力改善贫困地区发展面貌。 文化是脱贫致富的“助推器”，高职院校为贫困地区培养文化艺术类人才9.5万人，开展义演、志愿者服务等文化宣传活动82.8万人次，帮助贫困地区建立乡规民约5857个。 结对扶贫：精准帮扶贫困地区脱贫 “如果没从大山里走出来，我可能跟大多数同龄人一样在老家务农，上学是我人生的转折点。”去年，靠着在青岛做船员的收入，19岁的贵州小伙秦龙江欢欢喜喜翻盖了老家的房子，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 1996年开始，相隔2000多公里的山东青岛和贵州安顺就因东西部扶贫协作结下了“山海情谊”。2015年，青岛海运职校与安顺民族职校结成对子，并决定将船员培养作为合作的方向。 秦龙江正毕业自首届航海捕捞专业“海洋班”。现在的他，不仅能操控万吨巨轮乘风破浪，也成为家人幸福生活的依靠。 结对扶贫，靠的是“先富帮后富”。近年来，全国职业院校通过“校村结对”“校校结对”“东西结对”等形式，积极推动人才、资金、技术向西部地区流动，形成了多层次、多形式、全方位的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格局，精准帮扶贫困地区。 江苏航运职业技术学院与上海中船海员管理有限公司开展校企合作，学生毕业后由上海中船安排担任水手机工，月收入达8500元左右，实现了“一人就业，全家脱贫”;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累计招收各类西藏籍学生近2000人，其中97.1%返回西藏就业，让脱贫“天路”在接续奋斗中不断延伸;毕节职业技术学院围绕“广东技工、粤菜师傅、南粤家政”三大工程，举办精准扶贫“订单班”，首届“广港班”34名农村贫困学子毕业后入职广州港集团，实现了从“放牛娃”到“高级技工”的人生转变。 山海相连，携手脱贫。以贵州省为例，上海市帮扶遵义市、大连市帮扶六盘水市、青岛市帮扶安顺市、苏州市帮扶铜仁市……近年来，各地普遍建立起协作机制，在专业建设、教师培训、实训基地、联合招生、学生实习、推荐就业等方面开展全方位帮扶，实现了帮扶对象、协作领域的全覆盖，促进毕业生从“能就业”到“好就业”。 《中国高等职业院校精准扶贫报告(2013—2020年)》显示，近8年，高职院校派出驻村干部2.2万人次，对口帮扶贫困村9586个，实现驻村脱贫57.6万人;对口帮扶贫困地区学校9359所，帮扶指导贫困地区学校建设专业6646个，为贫困地区学校培训教师58.4万人次。 图片说明： 图①：甘肃省东乡族自治县职业技术学校开展技能培训。图为学员们在学习面点制作。 史有东摄(新华社发) 图②：江西建设职业技术学院驻抚州市乐安县谷岗乡圭峰村第一书记黄敏(右)，准备到田间帮助贫困户锄草。 曾文才摄(人民视觉) 图③：在新疆洛浦县电子商务产业园，两名毕业于县职业高中的年轻人在打包称重即将发货的干果。 新华社记者 胡虎虎摄 来源：《人民日报》2021年02月28日第 05 版 记者：张烁  

全面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高地建设，大力实施职业教育“楚怡行动计划”， 持续推进特色高水平专业建设，稳步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2021年湖南省将从19个方面抓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工作，努力提升新时代湖南职业教育现代化水平，为“三高四新”战略实施提供人才支撑。 01.坚持不懈抓好职业院校党建工作。 始终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深入开展中共党史学习教育活动，不断加强政治理论学习，进一步提高职教战线工作人员的理论水平、政治素质与党性修养。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系列活动。推动高职院校党建示范创建和质量创优工作，建设一批党建工作示范高职院校、标杆院系、样板支部。 02.全面推动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高地建设。 开展部省共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高地建设政策宣讲，推动省直部门、市县政府、职业院校联动落实高地政策。指导各市州、各高职院校结合教育事业发展“十四五”规划，制定职教高地“一市（校）一策”建设实施方案。落实国家《职业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推动我省职业院校提质培优。针对职业教育各项政策落实情况及重点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督查和调研。持续完善中职、高职（专科）、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召开全省职业教育工作大会。 03.抓实职业院校思政教育工作。 协同推进职业教育领域“三全育人”综合改革试点，深化职业院校思想政治课程改革创新，积极推进课程思政建设，遴选课程思政优秀案例，培育遴选思政课示范课堂，举办职业院校思想政治教育教学能力比赛，培育一批思想政治教育教学团队。加强劳动教育和心理健康教育。开展中职班主任能力比赛、“最美中职班主任”推选，遴选中职学校名班主任工作室和思想政治课带头人，开展“文明风采”德育实践系列活动。召开中职德育工作推进会，继续征集推广一批德育工作典型案例。 04.大力实施职业教育“楚怡行动计划”。 有序衔接卓越职业院校和楚怡职业教育品牌学校两大项目建设，开展楚怡品牌学校和专业建设。建立健全湖南现代职业教育高端智库，开展楚怡职业教育精神研究，办好楚怡职教大讲堂，定期举办楚怡职教论坛。建设楚怡职业教育博物馆和楚怡职业教育新化传承基地。支持湖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升格为湖南楚怡工业职业技术大学，支持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建设。 05.深入实施产教融合发展工程。 深化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打造实体运行的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联盟）。支持校企共建产业学院和企业工作室、实验室，遴选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工程技术中心。建立全省性行业职业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全面推进现代学徒制，推行任务式多样化订单培养。协同培育一批产教融合领军人才、产业教授、湖湘工匠和技术能手，推进产教融合型城市、产教融合型县市区、产教融合型企业建设。推动职业院校科技工作机制建设，鼓励校企合作共建技术创新和科技服务平台。 06.深入实施中等职业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工程。 落实湖南省中等职业学校设置标准，制定中等职业教育标准化学校建设规划及项目库，推进标准化学校建设。集中力量扩大优质中职学位供给，对全省中职学校开展办学条件专项视导，建立负面清单管理制度。 07.深入实施高等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工程。   扎实推进“双高计划”建设，组织做好项目中期绩效管理和评价工作。加强对高职高专院校教育教学工作的指导，建立健全人才培养体系与机制。指导督促高职高专院校加快改善办学条件，推动教学条件达标，落实高职扩招任务。推动职教本科建设，开展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教学标准等研究。 08.持续推进特色高水平专业建设。 健全和完善职业院校专业设置预警机制，做好专业设置管理工作。组织开展职业院校专业水平和新设专业合格性评价。探索高职专业认证。支持校企共建特色专业群，每所中职学校重点办好1－2个专业群，每所高职院校重点建设2－3个专业群，建设一批省级高水平专业群。 09.深入实施湖湘特色职业教育标准开发工程。 推广落实国家职业教育系列标准。完善职业教育院校专业设置标准，规范专业设置行为，建立专业动态调整机制。指导职业院校完善人才培养方案，开展人才培养方案和专业教学标准合格评价工作，遴选一批省级优质专业教学、专业技能考核和实习实训等标准。 10.不断深化职业教育课程改革。 落实职业院校课程建设系列政策，推动职业院校建立健全课程建设和管理制度。加强中职、高职、本科纵向衔接的课程建设，加快构建能力递进的专业群课程体系。推进省、市、校三级优质课程体系建设，制定湖南省职业院校优质精品课程建设指南，遴选认定一批中、高职省级优质精品课程。加强课程标准建设，组织认定一批校企合作共同开发的特色课程标准。 11.深入实施教师职业能力提升工程。   加强教学团队带头人培养，推进省、市、校三级教学团队建设，遴选省级专业教学团队，协同培育国家级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建设一批教学名师（大师）工作室。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能力比赛，举办全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教师职业能力比赛，完善教学能力比赛赛制。配合实施好职业院校教师队伍素质提升计划，分类开展专业建设、课程改革、教材编写、教法创新、教研教改等专题培训。举办第三届中职学校校长论坛。 12.努力推动教学方法改革创新。 协同推进职业教育信息化2.0，开展职业教育教学方法研究，推广项目教学、案例教学、模块化教学等教学模式。举办高职院校信息素养大赛，加强教师和学生信息技术能力培训。探索线上线下混合教学、虚拟仿真教学等教学方法，遴选一批职业教育信息化标杆学校和示范性虚拟仿真实训基地。遴选建设一批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推动国家和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更新。遴选建设一批教学改革研究项目，跟踪和推广一批优秀项目成果，遴选和培育一批省级、国家级教学成果奖。 13.不断提高教材管理建设水平。 制定我省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实施细则，建立健全职业院校教材管理、建设、选用和评价监测制度。编制省级教材建设规划，遴选一批校企双元合作开发的职业教育规划教材。鼓励开发适应性强、特色鲜明的五年制高职教材和中高本贯通培养教材。推动形式多样的新型活页式、工作手册式、智慧功能式教材编写，配套开发信息化资源。开展省级优秀教材遴选认定。 14.稳步推进1+X证书制度试点。 加强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统筹管理，开展抽查监测，强化结果运用。规范职业技能等级证书考核颁证，确保试点工作稳步有序进行。引导试点院校将证书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和课程体系。指导开展X证书开发、运用和推广等研究。鼓励支持职业院校联合行业龙头企业开发X证书标准，积极参与国家1+X证书招募遴选。 15.努力提升职业教育服务能力。 会同省科技厅做好自然科学基金科教联合基金项目的遴选与验收，推广优质项目成果运用。支持职业院校服务湘企“走出去”，鼓励探索联合湘企在国（境）外设立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基地。制订职业院校助力脱贫攻坚、服务乡村振兴行动计划，深化农村基层紧缺专业技术人才定向培养，积极推进农民大学生培养工作。加强职业院校结对帮扶。协同做好职业教育对口援疆、援藏工作，推进“一家一”助学就业·同心温暖工程。 16.不断完善职业教育质量评价体系。 认真落实国家关于教育评价改革相关文件精神，扎实做好“厅长开局项目”，推动职业院校人才培养质量评价改革。完善职业院校办学质量考核评价办法，推动校级质量监控体系建设，改革专业技能和毕业设计抽查评价模式，完善高职专业技能抽查标准和题库。完善中职公共基础课普测标准及题库。持续推进教学工作诊断与改进。健全职业院校教学视导制度，强化视导结果应用。办好职业院校技能竞赛、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大赛等赛事。发布中职、高职学校质量年度报告。 17.持续推进终身教育有序发展。 积极发展社区教育，举办社区教育骨干培训，拓展湖湘学习广场教学资源。加快发展老年教育，办好老年开放大学。培育终身学习活动品牌，支持长沙市办好全国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总开幕式暨湖南全民终身学习活动周。继续落实职业培训促进就业创业行动计划，引导职业院校承担职业技能培训任务。加强培训基地建设，引导职业学校和龙头企业联合建设示范性职工培训基地。出台规范高等学历继续教育发展的文件，开展继续教育专业人才培养方案检查，规范函授站的设置与管理。 18.不断提高职业教育治理水平。 完善以章程为核心的校内规则制度体系，健全职业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提升职业院校治理能力。加强管理队伍能力建设，分类分层组织院（校）长、中层管理人员和基层管理人员培训。持续推进职业院校招生办学行为突出问题专项整治，严格落实中等职业学校阳光招生举措。规范职业院校校企合作，协同整治在联合办学、实习实训等方面存在的违规行为。 19.切实做好职业教育宣传工作。   办好2021年湖南省职业教育宣传活动周，开展“大国工匠”、劳模进校园活动。加强《湖南教育（职教专刊）》等职业教育宣传平台建设，开展职业院校信息员培训，组织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系列专题宣传报道，遴选表彰年度职业教育宣传优秀新闻作品。讲好湖南职教好故事，传播湖南职教好声音，集中宣传推介一批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典型地区、院校、人物和经验。 来源：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 作者：余蓉

文章摘录自自浙江教育报 胡梦甜，原标题：职教扶贫如何精准发力? 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让更多的贫困学子有了进入校园接受教育的机会，也为他们的人生打开了一扇新的窗户。抛光、零件装配、焊接、机器人码垛……在靖远职专实训中心、实验实训室，这些充满现代化气息的教学设施应有尽有。学生常怀伟是高湾镇的建档立卡户，2017年，常怀伟初中毕业，由于成绩不理想，家庭又困难，他产生了放弃学业的念头。靖远职专一系列的减免政策，让他有了新的希望。 贵州晚报 潘朝选：职教扶贫 重在精准 职业教育扶贫，授人以鱼又授人以渔。对贫困地区贫困家庭的孩子们来说，“两助三免”等优惠政策解除了他们经济上的后顾之忧，让他们可以继续学习、安心学习，退可学到一技之长，找到一份稳定工作，拥有一份稳定收入，进可继续争取深造机会，谋求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让人生充满更多可能。同时，社会呼唤高素质劳动者，职业教育扶贫将为发展农业产业等输送更多综合素质好、专业技能强的人才，为推进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注入强劲力量。 做好职业教育扶贫，要把握“精准”二字。职业教育扶贫必须把握各环节的精准性，做到精准招生、精准资助、精准培养、精准就业等，让职业教育扶贫真正给广大需要帮扶的困难群众和家庭带去实惠。 做好职业教育扶贫，要做好统筹安排。客观而言，社会对职业教育还存在一定偏见，导致很多需要帮扶的学生也没有太大热情。一方面，要加强宣传，做好沟通交流工作。另一方面，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为职教学生的后续发展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保障，让人生出彩之路更宽广，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 职业教育一头连着产业，一头连着教育，是成效最明显的教育扶贫方式。做好职业教育扶贫，还要积极发展社会培训，探索教育教学模式创新，吸引广大农民群众主动学习技术、技能，让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展现更大作为。 图片 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31.48万人，累计投入帮扶资金超过12亿元，开展各类培训469期……去年年底，在职业教育与继续教育扶贫专项工作交流活动上，教育部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司晒出了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的账本。 “职业教育是教育扶贫的排头兵，是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所长王扬南曾在会上这样说道。身处经济发达地区，浙江各职业院校如何在精准扶贫上展现新担当、新作为？记者对此进行了深入采访。 精准帮扶助力寒门学子 “叔叔、婶婶，这2000元是我在餐厅当服务生挣的。”每次顶岗实习，德清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2017级酒店管理专业学生余丽花都会将所得报酬汇给远在云南老家的叔叔。余丽花的家在云南省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从小失去双亲的她由叔叔婶婶抚养长大。叔叔家一年收入只有几千元，是当地的建档立卡贫困家庭，也是重点扶贫户。 2017年，教育部出台《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滇西实施方案（2017—2020）》，浙江对口云南边境山区德宏州和临沧市，开始接收当地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子女，并为其提供优质的职业教育。 就是这样一个契机，改变了余丽花的命运。她怎么也没想到，自己能来德清习得一技之长。去年5月，进入毕业实习期的余丽花到德清一家度假酒店当服务生，每个月包吃包住，薪酬2500元，为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 自2017年起，德清职专共接收“云南班”学生168名，他们是中央提出“东西部扶贫协作”政策后，德清县启动对口帮扶云南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工作的受益者。学校专门成立由校长担任组长的“云南班”工作小组，全面负责“云南班”学生的教学、生活。考虑到“云南班”学生家境贫困，学校还利用双休日推出“半工半读”“学校+社工”等教学新模式。“从扶上学到扶就业，从学得好到用得上，在国家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职教扶贫的靶向变得更为精准，措施更为到位。”德清职专校长周武杰说道，“我们期待依托学校的资源优势，不仅能让‘云南班’学生习得一技之长，更能唤起他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在浙江，不少职业院校都设有这样的“特殊班级”，专门招收西部地区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子女。据悉，浙江先后与新疆阿克苏地区、西藏那曲市、四川省、云南省、青海省海西州、吉林省等地签署《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计划落实协议书》。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处相关负责人表示，职业教育是激发贫困学子内生动力、直接解决经济收入的重要支持，浙江职业教育要担起帮扶的职责，让建档立卡贫困家庭的子女切身感受到东西协作政策带来的优势作用。 技能扶贫要“及身”更要“入心” 从浙江长兴到云贵，跨越2000多公里，旅途36个小时，这是长兴县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有史以来最长的一条家访路线。1月3日，由副校长钱柏良和3名教师组成的家访团队，护送“云贵班”学生踏上了回家的路。1月4日傍晚，云贵学子全部安全抵达家中。1月5日，教师们便马不停蹄地开启了这段有爱的家访之旅。 “只有了解他们，才能知道他们需要什么，才能决定我们能够做些什么。”钱柏良不无感慨地说道，“越深入了解这些云贵学子，越为他们的懂事而心疼，越为他们的故事而感动。”深入大山，一路上教师们体验了路途的漫长与艰辛，感受到了少数民族的真诚与热情，更体会到了自己肩上那份深深的责任与使命。 技能扶贫要“及身”，让贫困学生掌握扎实的知识与技能，使他们得以一技傍身，成为有用之才；更要“入心”，消除他们的自卑心理，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关爱和鼓励……这是近年来浙江各职业院校在精准扶贫中达成的共识。 去年10月，杭州市人民职业学校与贵州省黔东南州的台江县中等职业学校结为“亲戚”。16名学生成为人民职校2019学前教育台江班学生。火车站接站、生活用品采购、寝室布置……为了让学生们尽快融入校园生活，台江班班主任章彩华带着学校的党员教师一直忙碌着。在之后的一年里，这些党员教师将以“二对一”结对的形式全方位关注台江学子的学习和生活。“她们千里迢迢来到杭州求学，这是一个来之不易的机会，我希望能尽自己所能帮助她们，和她们一起收获成长的喜悦。”章彩华说。 为了让延边学子更好地融入学校、融入宁波这座城市，宁波市职业技术教育中心学校以活动为载体，精心组织双休日、节假日系列活动。去年年底，学校专门开展了一场“藏书文化”研学之旅。走进历史悠久的私家藏书楼天一阁，参观宁波教育博物馆……过程中，延边学子增强了对这座城市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来到宁波，我感受到了家的温暖，学校就像一个大家庭，这样的求学环境很舒心，毕业后我想扎根宁波，做一个‘新宁波人’。”一名延边学子这样说道。 多方联动注入“造血基因” 从2015年到2019年，短短几年时间，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精准扶贫电梯班”将193名贫困学员培养成电梯技工，其收入直接带动家庭经济水平提升，“培养一名技工、脱贫一个家庭”成为现实。 甘肃省会宁县大沟乡刘沟村的丁文祥是第一批受益者。2015年6月，丁文祥进入“精准扶贫电梯班”，通过各项考核后入职杭州西奥电梯有限公司。很快，丁文祥成长为分公司的骨干，并于2017年10月转岗成为调检技术员主管，独立负责甘青宁分公司的电扶梯调检技术工作。“现在我一年的收入比原来整个家庭一年的收入还要高，全村人都羡慕我有机会能来杭职院学习电梯技术。”丁文祥兴奋地说道。 要培养一名合格的电梯安装与维修技能人才，约需1万元，这对丁文祥这样来自贫困地区的学员来说，绝不是一个小数目。依托浙江省电梯人才培养联盟，一方面，政校企三方合作，为学员筹措学习、生活经费；另一方面，学员与企业确定定向培养意向并签订协议，实习结束并通过技能鉴定的，直接进入国内排名前十的电梯企业就业，学员可根据自身意愿选择工作城市。 从“输血”到“造血”，从“分享”到“共享”，从“分散”到“组团”，从“自主行动”到“系统推进”，浙江职业教育努力构建精准扶贫新格局。 近日，宁波市职业教育对口协作培训中心揭牌仪式暨黔西南州职业教育精准脱贫班、新市民班教师全覆盖培训开班仪式，以视频连线的方式在宁波和黔西南州两地同步进行。以宁波职教中心为主体的培训中心将整合宁波市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优质培训资源，建立集学历教育、职业技能培训、就业创业服务、产教融合项目开发为一体的综合性职业教育培训开放平台。“职业教育要为消除贫困这个全社会共同的愿景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在实践中创新扶贫思维，构建扶贫新模式，成为扶贫路上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宁波职教中心校长傅卫东说。

   近日，《人民日报》以《职教一人 就业一个脱贫一家》为题，全面总结回顾了党的十八大以来职业教育帮助千万家庭实现脱贫的巨大成绩。我们国家职教扶贫目前形成了以政府为主导、职业院校实施、各类社会组织协同参与的局面。通过各类职业教育活动开展精准扶贫工作，在帮扶贫困家庭子女接受职业教育、帮扶农民工接受职业培训、东西职业院校合作扶贫等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职业教育在点亮贫困家庭子女人生梦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改写贫困家庭命运等方面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职教人一直在探索新时代下职业教育扶贫新模式，助力我国精准扶贫工作。   在堪称历史壮举的脱贫攻坚战中，职业教育被称为教育扶贫的“排头兵”。职业教育获此殊荣，绝非偶然。众所周知，教育是阻断贫困代际传递的治本之策。相对于普通教育而言，职业教育是距离经济社会发展最近，与普通家庭、贫困家庭、百姓民生关系最为密切的教育类型。因此，在教育扶贫工作中，职业教育理应勇于担当，冲锋在前，发挥类型教育功能，彰显赋予学生谋生技能之特长。追根溯源，职业教育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与平民教育、谋生教育、技能教育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我国近代职业教育创始人黄炎培曾说过，职业教育的目的是“为个人谋生之准备，为个人服务社会之准备，为世界、国家增进生产力做准备”，最终是“使无业者有业，有业者乐业”。从职业教育本质意义上说，扶贫、扶技、扶智可谓职业教育的天职。而打赢脱贫攻坚战，职业教育可谓不辱使命，功不可没。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扶贫既要扶智，又要扶志，一个是智慧，一个是志气，不光是输血，还要建立造血机制，脱贫后生活还要不断芝麻开花节节高。”厘清了职业教育与脱贫致富的关系，有助于我们深刻理解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有助于我们明确未来一个时期职业教育的工作着力点和发展方向。   当前，我国教育已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新时代呼唤高质量的职业教育。职业教育必须坚定不移地落实“职教20条”，彻底改变单纯依靠增加投入、政策保护、规模扩张等粗放型发展模式。职业教育要强化内涵发展，突出类型教育特色，充分发挥斩断家庭“穷根”、助力国家经济发展的杠杆作用。国家对职业教育寄予厚望，人民群众对优质职业教育资源充满期待。当前及今后一个时期，职业教育仍需在“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方面下足功夫，攻坚克难。   职业教育必须调整站位，回归育才育人的本分。静心教书，潜心育人，是一切教育的本分，职业教育也不例外。然而，近年来个别职业院校把主要精力用在争荣誉、抢项目、比拼大赛排名等方面，也有地方出现了“专业建设日常工作可以暂缓，但‘高水平专业’项目必须拿到”等怪现象。无论从哪个角度看，过于看重“项目”、荣誉，是曲解了职业教育政策的导向作用和扶持功能。说到底，人才培养质量的提高才是检验、衡量“高水平学校”“高水平专业”头等重要的标准。职业教育必须坚决摒弃争项目、夺奖牌、拼荣誉的顽瘴痼疾，回归育人本位。唯有如此，才能确保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职业教育必须开门办学，回归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初心。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促进学生高质量就业，既是职业教育的初心，也是职业教育的使命。回归初心，担当使命，要求职业教育必须开门办学，必须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必须真正推进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最大限度地为发展地方经济服务，为提高劳动者素质服务。当前在职业教育领域，有两种办学倾向值得警惕： 一是关起门来办学，用普通教育的办学模式办职业教育； 二是不顾地方经济发展对技术技能人才的需求，热衷于举办热门专业，结果造成了专业的重复建设和人才培养质量在低水平徘徊。 前者将职业教育办成了升学教育，后者将职业教育办成了中看不中用的空心教育，都是不可取的。   早在100多年前，我国近代实业家、教育家张謇就提出了“学必期于用，用必适于地”的办学思想。国家“十四五”规划建议中也提出“增强职业技术教育适应性”的要求。由此可见，无论是中职还是高职，无论是现在还是将来，职业教育都应以学以致用、学有所用、学有所为作为基本的办学方针。历史告诉我们，社会上各行各业的兴旺发达，呼唤职业教育的蓬勃兴起。反过来说，职教兴，则百业兴；职教强，则百业强。现代职业教育理应强大自身，为脱贫攻坚之后的社会发展、国家强盛作出更大贡献。   来源：中国教育报  作者：江苏联合职业技术学院顾问 刘景忠，原标题：高质量职业教育发力现代化建设 [ 责编：王晓秋 ]

“在江苏学习，拓宽了职业方向，改变了我的一生。”美旦增久美说。2010年，美旦增久美到常州旅游商贸高等职业技术学校学习创业培训、职业意识养成等课程，在校期间就开了一间小店，毕业后又创办了3家公司，形成了将食品、餐饮、特产融合的西藏旅游品牌，带动了当地村民致富。职业教育是教育扶贫的排头兵，是见效最快、成效最显著的扶贫方式。近年来，江苏职业院校立足“赋能”，发挥职业教育优势，在技能培训、产业发展上精准发力，助力脱贫攻坚。 3月4日、5日，全国政协十三届四次会议和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相继开幕。“两会”期间，记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教育厅厅长葛道凯，深入了解他今年重点关注的教育话题和准备提交的议案、建议。 区域协同：提升长三角教育一体化水平 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合肥主持召开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座谈会，提出长三角地区要“率先形成新发展格局”“勇当我国科技和产业创新的开路先锋”“加快打造改革开放新高地”的殷切期望。 “长三角地区教育是我国教育资源最集中、发展水平最高、创新能力最强的区域之一，肩负着为全国实现教育现代化、构建高质量教育体系率先探路的历史使命。”葛道凯表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是党中央作出的重大决策，是关系国家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推动长三角一体化高质量发展，基础在教育，关键在人才。 “长三角地区的普通高校数超过全国的六分之一，世界一流大学建设高校数接近全国的五分之一，一流学科建设高校数超过全国的四分之一，C9高校数超过二分之一。” 葛道凯说，在长三角地区开展教育一体化发展创新实验具备坚实的现实基础，可为全国教育一体化高质量发展提供可借鉴、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 为此，葛道凯建议，瞄准全球卓越的发展目标，设立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创新试验区，出台《长三角教育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在长三角地区布局建设一批高水平创新平台和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支持在长三角设立一批应用技术大学，支持国内外高水平大学在长三角地区设立分支机构，赋予三省一市对企业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分站设立和撤销的部分权限。同时，打造高水平大学、科研院所、行业龙头企业产学研合作共同体，联合攻关关键核心技术，加强高水平科技供给。 跨省调剂：化解教师编制紧缺难题 近年来，学龄儿童随父母跨省就读的情况越来越普遍，根据国家现行政策，流入地政府应安排随迁子女在流入地公办学校就读。东部沿海省份是外来人口主要流入地，大量随迁子女入学造成了教师的严重紧缺。 “以江苏为例，当前省外流入就读学生达104.28万，约占在校生的12.4%，根据国家中小学教师编制标准，应增核编制6.59万个。”葛道凯列出了调研得到的一组数据。他说，在东部省份教师编制紧缺的同时，部分中西部省份的教师编制却因学龄儿童流出而大量空置。2019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挖潜创新加强中小学教职工管理的指导意见》提出，少数人口集中流入且尚未达到全国编制标准的省份，经中央编办同意可以按照国家标准核定编制，适度弥补中小学教师不足，“但此政策局限于省内适度弥补，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基于这种情况，葛道凯建议，建立跨省流动学生教师编制统筹调剂机制，每两年开展一次统筹调剂工作，由中央编办根据各省份学生跨省学籍变动情况，将生源流出省份的富余编制调剂到生源流入省份，调增的编制专项用于补充中小学教师，所需经费由使用地区保障。“目前，全国中小学学籍管理平台已实现全国联网，各省相关学籍信息变更操作均在学籍管理系统中直接进行，跨省学生流动均有据可查。”葛道凯说，在学籍信息管理信息化的大背景下，在全国范围内跨省统筹调剂教师编制也有了测算依据和实施可能。 加强统筹：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重要举措，但在实际运行中，校企‘作而不合’、产教‘合而不融’的问题仍然存在。”葛道凯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明确要求，但产与教、校与企并没有真正走到一起，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在结构、质量、水平上还不能完全适应，“两张皮”问题仍然存在。 究其原因，葛道凯分析说，从管理体制上来说，主要还是统筹不够，学历职业教育与职业技能培训分别由教育行政部门和人社部门管辖，产教融合的牵头单位是发展改革委，而企业则是在多个不同行政部门的管辖范围内，不同行政部门掌握的职业教育资源并未很好地统筹使用，影响了办学资源的使用效果和完整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目前，教育部等六部门出台的《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总体上只是一个部门规定性文件，难以刚性落实。总体上，校企合作的制度及政策保障还不够，相关法规、机制的完善势在必行。 葛道凯建议，要进一步完善现代职业教育制度，加强职业教育统筹管理，建立健全中国特色职业教育标准体系。出台《国家职业技术教育校企合作条例》，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职业学校校企合作促进办法》上升到法律法规层面，可以从制度层面为职业教育改革发展提供更有力的保障；同时，建议在“国务院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的基础上，成立国家职业技术教育局，统筹管理全国职业教育工作，并进一步健全职业教育学校、专业、课程等建设标准，完善教学、实习实训和学徒制培养等基本规范。 部门联动：推动竞技体育后备人才统一培养 今年，葛道凯还带来了将“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纳入国民教育体系，在国家层面建立统一的青少年体育教学、训练和竞赛体系”的建议。他说，部分青少年脱离学校教育甚至义务教育接受专业体育训练，违背人才成长规律，而一些赛事对参赛运动员资格设置限制性条件，不允许其他系统的运动员参加。长期以来，全国青少年训练和竞赛工作由体育系统、教育系统和社会系统三个相对独立的系统各自实行“分级比赛、分级管理”，缺乏科学统合，不但制约我国竞技体育后备人才培养，而且影响青少年运动员健康成长。2020年8月，国家体育总局、教育部联合印发《关于深化体教融合促进青少年健康发展的意见》，明确提出大、中、小各个年龄段的竞赛活动要由教育和体育部门共同组织实施，全国青年运动会和全国学生运动会合并举行。 “只有体教融合、部门联动、多方参与，教育、体育部门统筹规划，体育部门依托学校教育系统，在全面普及体育运动的基础上逐级遴选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才能真正构建竞技体育后备人才成长的‘立交桥’。”葛道凯说，教学、训练和竞赛体系在国家层面实现统一，各类体育赛事“一体化设计、一体化推进”，各部门人才共育、责任共担、成果共享，普通中小学校就会成为发现、挖掘和培育青少年体育后备人才的基地，青少年运动员的成长路径选择也可以实现由“单选题”向“多选题”的拓展。  来源：江苏教育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