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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式面点和西式面点的区别解析,你更喜欢哪一款?

    作者:先锋食艺
    发表于:2019-04-18
    阅读:2764
    评论:0

    随着大众对美食的挑剔,中式面点早已满足不了吃货们的味蕾,西式面点各种盛行。那么,你知道中式面点和西式面点有什么区别吗?如果你对以下内容不了解,千万别说你是面点师傅!

    中式面点的概念:

    中式面点指源于我国的点心,简称“中点”,双称为“面点”,它是以各种粮食、畜禽、 鱼、虾、蛋、乳、蔬菜、果品等为原料,再配以多种调味品,经过加工而制成的色、香、味、形、质俱佳的各种营养食品。

    面点在中国国饮食行业中通常被称为“白案”,它在饮食形式上呈现出多种多样,既是人们不可缺少的主食,又是人们调剂口味的补充食品(如:糕、团、饼、包、饺、面、粉、粥等)。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面点有作为正餐的米面主食,有作为早餐的早点、茶点,有作为筵席配置的席点,有作为旅游和调剂饮食的糕点、小吃,以及作为喜庆或节日礼物的礼品点心等等。

     

    西式面点的的概念:

    西式面点简称“西点“,主要指来源于欧美国家的点心。它是以面、糖、油脂、鸡蛋和乳品为原料,辅以干鲜果品和调味料,经过调制成型、装饰等工艺过程而制成的具有一定色、香、味、形、质的营养食品。

    面点行业在西方通常被称为“烘焙业“,在欧美国家十分发达。西点不仅是西式烹饪的组成部分(即餐用面包和点心),而且是独立于西餐烹调之外的一种庞大的食品加工行业,西点项目成为西方食品工业主要支柱产业之一。

     

    中西面点的技术特点

    (一) 中式面点的技术特点

    1、 选料精细,花样繁多。由于我国幅员辽阔,特产丰富,这就为中式面点制作提供了丰富的原料,再加上人口众多,各地气候条件不一,人们生活差异也很大,因而决定了中式面点的选料方向是:

    1)按原料品种、加工处理方法选择。如:制作兰州拉面宜选用高筋面粉,制作汤圆宜选用质地细腻的水磨糯米粉。只有将原料选择好了,才能制出高质量的面点。

    2)按原料产地、部位选择。如:制作蜂巢荔芋角宜选用质地松粉的广西荔蒲芋头;制作鲜肉馅心时宜选用猪的前胛肉,这样才能保证馅心吃水量较多。

    3)按品质及卫生要求选择。选择品质优良的原料,既可保证制品的质量又可注意卫生,防止一些传染病和食物中毒。如:米类应选用粒形均匀、整齐、具有新鲜米味、光泽等优质米产品,不选用生虫、夹杂物较多、失去新鲜米味的劣质品,干果宜用肉厚、体干、质净有光泽的产品。

     

    中式面点花样繁多,具体表现在下列方面:

    1)因不同馅心而形成品种多样化。如:包子有鲜肉包、菜肉包、叉烧包、豆沙包、水晶包,水饺有三鲜水饺、高汤水饺、猪肉水饺、鱼肉水饺等。

    2)因不同用料而形成品种多样化。如:麦类制品中有面条、蒸饺、锅贴、馒头、花卷、银丝卷等,米粉制品中的糕类粉团有凉糕点、年糕、发糕、炸糕等品种。

    3)因不同成形方法而形成品种多样化。如:包法可形成小花包、烧卖、粽子等,捏法可形成鸳鸯饺、四喜饺、蝴蝶饺等,抻法可形成龙须面、空心面等。

    2、讲究馅心,注重口味 馅心的好坏对制品的色、香、味、形、质有很大的影响。中式央眯讲究馅心,其具体体现在下列方面:

    1)馅心用料广泛。此点是中点和西点在馅心上的最大区别之一。西点馅心原料主要用果酱、蔬菜、水果、蜜饯等都能用于制馅,这就为种类繁多、各具特色的馅心提供了原料基础。

    2)精选用料,精心制作。馅心的原料选择非常讲究,所用的主料、配料一般都应选择最好的部位和品质。制作时,注意调味、成形、成熟的要求,考虑成品在色、香、味、形、质各方面的配合。如:制鸡肉馅选鸡脯肉,制虾仁馅选对虾;根据成形和成熟的要求,常将原料加工成丁、粒、茸等形状,以利于包捏成形和成熟。 中点注重口味,则源于各地不同的饮食生活习惯。在口味上,我国自古就有南甜、北咸、东辣、西酸之说。因而在中点馅心上体现出来的地方风味特色就显得特别浓郁。如:广式面眯缝馅心多具有口味浓醇、卤多味美。在这方面,广式的蚝油叉烧包、京式的天津狗不理包子、苏式的淮安汤包等驰名中外的中华名点,均是以特色馅心而著称于世的。

    3、成形技法多样,造型美观。面点成形是面点制作中一项技术要求高、艺术性强的重要工序,归纳起来,大致有18种成形技法,即:包、捏、卷、按、擀、叠、切、摊、剪、搓、抻、削、拨、钳花、滚沾、镶嵌、模具、挤注等。通过各种技法,又可形成各种各样的形态。通过形态的变化,不仅丰富了面点的花色品种,而且还使得面点千姿百态,造型美观逼真。如:包中有形似蝴蝶的馄饨、形似石榴的烧卖等,卷可形成秋叶形、蝴蝶形、菊花形等造型。又如:苏州的船点就是通过多种成形技法,再加上色彩的配置,捏塑成南瓜、桃子、枇杷、西瓜、菱角、兔、猪、青蛙、天鹅、孔雀等等象形物,色彩鲜艳、形态逼真、栩栩如生。

     

    (二)西式面点的技术特点:

    1、西式面点用料讲究,无论是什么点心品种,其面坯、馅心、装饰、点缀、等用料都有各自选料标准,各种原料之间都有适当的比例,而且大多数原料要求称量准确。 西式面点多以乳品、蛋品、糖类、油脂、面粉、干鲜水果等为常用原料,其中蛋、糖、油脂的比例较大,而且配料中干鲜水果、果仁、巧克力等用量大,这些原料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糖、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它们是人体健康必不可少的营养素,因此西点具有较高的营养价值。

    2、工艺性强,成品美观、精巧 西点制品不仅富有营养价值,而且在制作工艺上还具有工序繁、技法多(主要有捏、揉、搓、切、割、抹、裱型、擀、卷、编、挂等),注重火候和卫生等特点,其成品擅长点缀、装饰,能给人以美的享受。 第一件西点产品都是一件艺术品,每步操作都凝聚着厨师的基本要求。如果脱离了工艺和审美性,西点就失去了自身的价值。西点从造型到装饰,每一个图案或线条,都清晰可辨,简洁明快,给人以赏心悦目的感觉,让信用者一目了然,领会到你的创作意图。例如:制作一结婚蛋糕,首先要考虑它的结构安排,考虑每一层之间的比例关系;其次考虑色调搭配,尤其在装饰时要用西点的特殊艺术手法体现出你所设想的构图,从而用蛋糕烘托出纯洁、甜蜜的新婚气氛。

    3、口味清香,甜咸酥松 西点不仅营养丰富,造型美观,而且还具有品种变化多、应用范围广、口味清香、口感甜咸酥松等特点。 在西点制品中,无论冷点心还是热点心,甜点心还是咸点心,都具有味道清香的特点,审西点的原材料决定的。西点通常所用的主料有面粉、奶制品、水果等,这些原料自身具有的味道;其次是加工制作时合成的味道,如焦糖的味道等。 西点中的甜制品主要以蛋糕为主,有90%以上的点心制品要加糖,客人饱餐之后吃些甜食制品,会感觉更舒服。咸制品主要以面包为主,客人吃主餐的同时会有选择地信用一些面包。 总之一道完美的西点,都应具有丰富的营养价值、完美的造型和合适的口味。

     

    中式面点的分类:

    中式面点品种因地差异较大,品种繁多,花色复杂,因此分类方法较多,归纳起来主要有以下几种:

    1)按原料类别分类 按面点所采用的主要原料来分类,一般可分为麦类面粉制品,如包子、馒头、饺子、油条、面包等;米类及米粉制品,如八宝饭、汤圆、年糕、松糕等;豆类及豆粉制品,如绿豆糕、豌豆黄等;杂粮和淀粉类制品,如小窝头、黄米炸糕、玉米煎饼、马蹄糕等;其他原料制品,如荔芋角、薯茸饼、南瓜饼等。由于制作中式面点的原料十分广泛,原辅料相互配用,所以按原料分类有一定的局限性。

    2)按面团性质分类 按面点所采用的面团性质来分类,一般可分为水调面团(冷不面团、温水面团、开水面团)、膨松面团(生物膨松面团、物理膨松面团)、油酥面团(层酥面团、单酥面团)、米粉面团(糕类粉团、团类粉团)和其他面团。这种分类法对学习和面点皮坯形成原理很有帮助,在教学上常用此分类法。

    3)按成熟方法分类 按面点所采用的成熟方法来分类,一般可分为煮、蒸、煎、炸、烤、烙等。这种分类方法常用于教学及面点实例的归类,与面团性质的分类结合,能较系统地对面点进行分类。

    4)按形态分类、 这种分割是按照人们习惯的各种面点的基本开关进行划分的,也可称为商品分类法。一般可人为:糕、饼、团、酥、包、饺、粽、粉、面、粥、烧卖、馄饨等。

    5)按口味分类 按口味一般可将面点分为甜味、咸味、复合味三种。这种分类方法对宴席面点、茶点的配置具有重要意义。

    西式面点的分类和西式面点的分类,目前尚统一的标准,但在行业中觉的有下述几种:

    1)按点心温度分类,可分为常温点心、冷点心和热点心。

    2)按用途分类,可分为零售类点心、宴会点心、酒会点心、自助餐点心和茶点。

    3)按厨房分工分类,可分为面包类、糕饼类、冷冻品类、巧克力类、精制小心类和工艺造型类。这种分类方法概括性强,基本上包含了西点生产的所有内容。

    4)按制品加工工艺及坯料性质分类,可分为蛋糕类]混酥类、清酥类、面包类、泡夫类、饼干类、冷冻甜食类、巧克力类等。

     

    此种分类方法较普遍地应用于行业及教学中,下面详细分述如下:

    A、蛋糕类 蛋糕类包括蛋糕、油蛋糕、艺术蛋糕和风味蛋糕。它们是以鸡蛋、糖、油脂、面粉等为主要原料,配以水果、奶酪、巧克力、果仁等辅料,经一系列加工而制成的松软点心。此类点心在西点中用途广泛。

    B、混酥类 混酥类是在用黄油、面粉、白糖、鸡蛋等主要原料(有的需加入适量添加剂)调制成面坯的基础上,以擀制、成形、成熟、装饰等工艺而制成的酥而无层的点心,如各式排、塔、派等。此类占心的面坯有甜味和咸味之分,是西点中常用的基础面坯。

    C、清酥类清酥类是在用水调面坯、油面坯互为表里,经反复擀叠、冷冻形成新面坯的基础上,经加工而成的层次清晰、松酥的点心。此类点心有甜咸之分,是西点中常见的一类点心。

    D、面包类 面包类是以面粉为主、以酵母等原料为辅的面坯,经发酵制成的产品,如汉堡包、甜包、吐司包、热狗等。大型酒店有专门的面包房生产餐厅需要的以咸甜口味为主的面包,包括硬质面包、软质面包、松质面包、脆皮面包等,这些面包主要作为早餐主食和正餐副食。

    E、泡夫类 泡夫制品是将黄油、水或牛奶煮沸后,烫制面粉,搅入鸡蛋等,先制作成面糊,再通过成形、烤制或炸制而成的制品。

    F、饼干类 饼干有甜咸两类,重量一般在5~15g之间,食用时以一口一块为宜,适用于酒会、茶点或餐后食用。

    G、冷冻甜食类 冷冻甜食以糖、牛奶、奶油、鸡蛋、水果、面粉为原料,以搅拌冷冻或冷冻搅拌、蒸、烤或蒸烤结合制出食品。这类制品品种繁多,口味独特,造型各异,它包括各种果冻、吐司、布丁、冷热苏夫力、巴菲、冰激凌、冻蛋糕等。冷冻甜品以甜为主,口味清香爽口,适用于午餐、晚餐的餐后甜食或非用餐时食用。

    H、巧克力类 它是指直接使用巧克力或以巧克力为主要原料,配上奶油、果仁、酒类等调制出的产品,其口味以甜为主。巧克力类制品有巧克力装饰品、加馅制品、模型制品,如酒心巧克力、动物模型巧克力等。巧克力制品主要用于礼品点心、节日西点、平时茶点和糕饼装饰等。

    以上就是100唯尔教育网(100vr.com)小编为您介绍的关于中式面点的知识技巧了,学习以上的中式面点和西式面点的区别解析,你更喜欢哪一款?知识,对于中式面点的帮助都是非常大的,这也是新手学习餐饮专业所需要注意的地方。如果使用100唯尔教育还有什么问题可以点击右侧人工服务,我们会有专业的人士来为您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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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应届高校毕业生有874万,同比增长40万,预计今年就业形势更加严峻,激烈的就业竞争和高校毕业生人数的持续增长为职业教育培训行业创造了巨大的市场需求。此外,受新冠疫情影响,除了应届毕业生,许多已就业人员也催生出职业转型再发展的念头。 日前,腾讯营销洞察(TMI)联合黑板洞察和脉脉数据研究院推出《森罗万象,整装待发——数字化时代的新职业教育行业洞察》,全面梳理行业四大机遇,洞悉市场需求布局,揭秘品牌选择步骤,窥探选择关注维度,一起描绘新职业教育需求图谱、决策路径与品牌选择决定要素。 数字化时代背景下的 “新职业教育” 按照传统定义,职业教育是指让受教育者获得某种职业或生产劳动所需要的职业知识、技能和职业道德的教育,包括职业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 然而,在数字化的时代背景下,一方面,由于行业格局、商业模式、业务的逻辑和模型都在不断迭代,岗位边界的模糊化致使对复合型人才的需求变强。另一方面,职业教育展现出了职业兴趣化的趋势,在生活节奏越来越快的当下,人们开始倾向通过兴趣爱好的职业培训缓解压力并为工作提供新的思维。 不同于传统职业教育的定义,新职业教育应是更大、更广义且宏观层面的职业教育,包括成人/未成年人职业技能教育、成人学历教育、成人兴趣爱好教育等。 森罗万象之中, 新职业教育的“黄金时代” 虽然2018年到2020年5月正值资本寒冬,但在职业教育领域,3-5月融资金额逐月攀升,4月增长高达29倍,5月更是在此基础上再次增加73%,近两个月来,职业教育赛道也频频获得融资。加之教育部多次下发相关扩招政策,职业教育看起来势头正盛。 ①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失调催生职业教育新需求 从供给端来看,当前国内人口红利消失,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劳动力出现潜在短缺。从需求端看,随着人工智能、物联网、大数据和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对人才的需求持续走高,企业招聘的职业资格证书/技能门槛也相应抬高,高端复合型劳动力紧缺,劳动力市场进入了结构调整期,进一步推动新职业教育发展。 ②学历制职业学校教育收缩,职业培训市场迎来利好 过去几年,受限于高等教育扩招及自身教育质量,学历制职业学校在读人数下降,尤其是中等职业学校收缩明显,加剧了高技术劳动力缺口和结构性失业人口规模。此外,职业学校教育目前的行业集中度较低,未来整合空间很大。 另一方面,非学历职业教育市场潜力巨大,细分赛道丰富多样,具有强烈的可预期需求。腾讯营销洞察(TMI)联合黑板洞察、脉脉数据研究院推出的《数字化时代的新职业教育行业洞察》相关统计数据显示,已学存量用户新需求明显,拓科意愿强烈;高潜、低潜平分秋色,新职业教育市场潜力大,消费者预期将来会有不时之需。 ③“政策+资本”,助推职业教育在寒冬中逆势而上 政策与资本,一直是行业发展的助推器,2018年至今,国家发布一系列利好职业教育发展的政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政策高度,推动职业教育行业进入发展快车道,步入政策鼓励的黄金期。政策的扶持加之旺盛的需求也吸引了资本的目光,在谨慎融资环境下,2018年到2020年5月职业教育培训市场仍发生了140起投融资事件,而资本的注入又进一步拉动了职业教育行业的发展。 风云变幻, 新职业教育如何乘风破浪? ①心智占领,迈入用户心里的“捷径” 简单来说,心智占领就是强化消费者对某一产品或服务的认知认同程度、把握消费者心智规律并促使其转化为购买动机。相关调查结果表明,加速高潜用户决策的关键在于品牌心智的形成。新职业教育品牌选择心智占领提升空间巨大,尤其是非工作相关的才艺、运动、生活赛道,有首选品牌的用户占比是其他赛道的一半,而无品牌偏好的占比是其它赛道的一倍。 超过一半的用户呈现心智未被占领的“初筛”行为,33%的用户会先在品类内进行品牌初筛,缩小品牌选择的范围,然后重点接触了解这些品牌,最终在限定的品牌里进行比较终选。《数字化时代的新职业教育行业洞察》报告将其划分为六个决策路径,需求不同的用户品牌选择路径也存在差异。 注:路径释义 定向比较:有几个目标机构,有针对性的采用品牌搜索或熟人取经等方式获取信息; 品牌接触:有几个目标机构,有针对性的采用关注微信公众号或咨询官网客服等方式获取信息; 范围初筛:无目标机构,粗泛采用品类搜索或熟人打听等方式获取信息; 等待下单时机:选定目标品牌后,关注公众号或官网等待合适的促销活动才下单。 其中,计算机赛道初筛占比最高,生活赛道单路径占比较多、决策步骤较少,非工作相关赛道品牌心智占领成功难度更大。也就是说,生活、运动、才艺赛道的决策路径相对简单,品牌和用户的接触机会更少,品牌教育的次数也少,品牌成功占领用户心智难度更大,而职业资格类培训刚需强,付费意愿更强,业务规模潜力更大。 ②社交平台的作用,可能被低估了 教育行业学习效果难以量化,客户转化周期长,消费者一般会经过长时间的考量才能决定是否报名,因此,通过以熟人关系为基础的社交圈获得良好口碑,从而形成口碑营销场所,完成裂变对教培机构成长具有重要意义。 腾讯营销洞察(TMI)相关数据显示,品牌口碑是消费者最看重的三大决策要素之一,社交平台在绝大多数赛道的作用举足轻重,才艺、运动、生活类培训相对更受圈层影响,进一步凸显社交优势。此外,生活、修理、语言赛道从众心理强,适合圈层营销和品牌知名度建设助力口碑效应。基于腾讯营销大数据识别各赛道目标受众,基本都是促销敏感,特别是职业资格和运动赛道,和才艺赛道一样都热衷推荐,可考虑依托社交裂变优势。 结语 职业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有着密切的联系,数字化、信息化的新时代背景下,资本市场的持续运作、国家政策的迭代红利,进一步催化新职业教育的发展。新职业教育赛道呈百花齐放态势,市场潜力巨大。然而,新职业教育仍面临巨大挑战,超过一半的用户群体呈现心智未被占领的“初筛”行为,教育品牌急需结合不同赛道的决策路径特征,找准平台重点经营,借助社交平台及品牌广告大面积建立品牌心智优势,加速用户群体决策,抢占新机遇。 来源:黑板洞察 作者:吉兰兰

    姜三篇:大视野、大思考、大决策-关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议

    这段时间,时常有人提起教育部职业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在2014年2月于中国青年报职业教育版上所撰写的三篇文章,姜老师从大视野、大思考、大决策三个角度,就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提出了自己的建议,在业内被称为“姜三篇”。 大视野:建立国家资格框架 ——关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议(上)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提出:“到2020年,形成适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和产业结构调整要求、体现终身教育理念、中等和高等职业教育协调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作为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总纲,《纲要》的这段话指明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必须具备的三个基本属性: 第一,要体现经济发展的需求性; 第二,要体现终身学习的开放性; 第三,要体现职业教育的系统性。 但是,当前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分离,制约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产教融合”。这主要表现为两套证书体系的并行: 一是作为教育属性的学历证书,起于初中层次的初等职业教育,经高中层次的中等职业教育,止于专科层次的高等职业教育,由教育部门颁发; 二是作为职业属性的职业资格(技能)证书,由初级工、中级工、高级工、技师、高级技师五个级别组成,由人社部门颁发。 两者之间不存在对应关系,中职和高职学生在获得相应学历证书之时,应获取哪一级职业资格证书,并无明确的依据和规定。以至于一方面职业资格证书名目繁多,导致社会无以适从;另一方面职业资格证书与教育学历证书不能实现等同或等值,很难在就业时对经济和社会发展所需要的职业人才予以正确的评价、认定和使用。换句话说,在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之间,缺乏一个评价的参照系,一个认定的框架。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应化解这一难题并给出一个具有长效机制的答案,这就需要有一个“跳出教育看教育”的大视野。在这里,笔者提出建立国家资格框架,整合教育和培训等各类证书、资格标准,从而实现等值、互认,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在机制运行上具有战略意义的选项。 国家资格框架的功能是:由国家制定并权威颁布统筹教育学历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技能证书)的多层级的国家资格框架,并实施行业认证制度。目的是使教育部门颁发的各类教育证书(包括普通教育证书)、专业部委和人社部门颁发的各种职业资格证书或技能等级证书,以及行业企业或社会教育与培训机构颁发的各类职业培训证书,有一个比对、评价、认定的国家平台。职业教育要以国家资格框架为基准建立与普通教育学历(包括本科及以上)等值的职业教育(包括职业培训)的分级制度。 建立国家资格框架需要完善以下方面: 一是要涵盖职业资格证书和学历资格证书,每获得一级职业资格证书,就等同于相应的学历层次证书(等值性); 二是每一层级都构成完整的职业资格,可根据经济发展与劳动市场的需要就业(需求性); 三是为获得高一级资格证书,在需要时可返回职业院校,或通过非正规和非正式学习实现职业晋升和学历晋升(开放性)。 国家资格框架的建立将为技能人才的成长,即从新手到专家的职业发展,构建一个与之匹配的“进阶”结构和通道,可实现学历资格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的等同,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实现纵向衔接与横向沟通,进而提高职业教育吸引力,使技能人才能得到与普通教育毕业生同等甚至更高的社会地位。 国际上,欧盟成员及候选国共46个国家建立了8级“欧洲资格框架(EQF)”制度,实现了与“欧洲高等教育资格框架(QF-EHEA)”的等值:5级资格等同于“欧洲高等教育资格框架”的“短期高等教育”(专科),6级等同于“学士”,7级等同于“硕士”,8级等同于“博士”。其中,6级“学士”,即职业本科或技能本科。现在,“欧洲资格框架”已成为欧盟各国之间教育证书和职业资格证书评估、比较及相互认定的重要依据。8级资格证书制度的层级具有规律性和科学性,201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的国际教育分类也是8级(教育证书的层级)。我国也有相应的成功经验。“文化大革命”前的8级技术工人证书制度,实际上是技能人才的等级制度,也就是职业证书或技能证书制度,在我国经济发展中曾发挥过巨大作用。 建立以国家资格框架为基础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目的在于“健全促进就业创业体制机制”,要为每一个“蓝领”的职业生涯发展打通一个上升的通道,使其可以随时进入职业教育学习,又可随时根据需要出去;但是,这也并非意味着消灭“蓝领”,而是要使所有的“蓝领”具有与“白领”同等的社会价值和社会地位。所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不是建立第二个以升学为导向的教育体系,它依然是一个致力于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提供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以服务为宗旨、以就业为导向的教育制度。 文本来源:姜大源 《中国青年报》(2014年02月10日11版) 大思考:是升级不是升格 ——关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议(中) 近年来,职业教育的改革取得了长足的进步,特别是伴随着中、高示范职业院校建设项目的开展,职业教育在遵循自身规律基础上所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当前在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进程中,如何进一步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如何在所谓“后示范”时期使职业教育的发展更上一层楼?似乎有些茫然和困惑,以至于呈现出一种另类的发展“瓶颈”现象。 这里的问题,可能更为集中的表现在:当职业院校,特别是高职院校的“升格”之路并非那么顺利,那么顺理成章之时,出路又何在?曾经的“不升本”的承诺,而又对保持现有状态的不甘,纠结之中的前行之路,又指向何方呢? 其实,问题的实质,还是受到“就教育论教育”的思维模式的束缚,以至于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的认识,还存在一些误区: 一是以为现代职业教育学校体系就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以局部的概念代替了整体的概念; 二是以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就是与普通教育体系一样的学历体系,以“升格”的诉求代替了“升级”的要求。 我们看到,无论是《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还是《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都对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给予厚望,而且指明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原则和路径。概括起来说,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功能定位应是:满足人民群众接受职业教育的需求,满足经济社会对高素质劳动者和技能型人才的需要。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要坚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 中国正面临着世界第三次工业革命方兴未艾所带来的机遇。现代制造业、现代服务业、现代农业,特别是以数字制造如3D技术,以及新能源、大数据、移动互联网等为核心的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要求中国经济从“中国制造”走向“中国创造”,逼迫着中国经济必须升级。经济发展的升级靠传统的第一次人口红利,即低技能、数量型的人口红利来促进经济增长已难以为继,但通过挖掘有利于经济增长的人口因素,创造第二次人口红利,即高技能、质量型的人口红利,将是我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 这也正是职业教育发展的机遇。因为产业的升级拉动了职业的升级,而职业的升级又催生了人才培养的职业教育升级。这意味着,职业教育升级的动因不应只是一个基于封闭的“学校围城”里的学历“升格”,而应该是在学校围城之外,伴随产业、行业、企业、职业升级的立体拉动所产生的,有着更广阔的“升级”前景。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呼唤着升级版的中国职业教育。这个升级应该是质量的升级、内涵的升级、观念的升级。 所以,在建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之时,更多地强调职业教育的升级,具有比“升格”更大的张力,更多的空间,更多的愿景。 职业教育作为一种跨越了产业与教育、企业与学校、工作与学习的所谓跨界的教育类型,在“后示范”时期,职业院校如何在专业、课程、教学以及教师等领域通过工学结合进一步提高教育教学质量?而这一质量的提高,又如何在产教融合思想指导下,逐步形成长效的校企合作的办学机制?职业教育质量保障,包括产业、企业对职业教育能否满足经济发展需求的满意度,对学生职业能力能否满足就业需求与生涯发展的有效度等等,其评价标准又如何制定?在使每个学生都成为一个合格劳动者的同时,如何能培养一大批职业教育的拔尖人才,行家里手? 如何进一步在上述职业院校质量升级的基础上,更加清醒地认识到,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不仅应该涵盖正规教育的职业院校,而且还要涵盖非正规教育范畴的职业培训,以及非正式教育的自学、在线学习等,需要更加深刻的大思考!基于此,建立一套涵盖上述三种教育形式、更适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学生个性发展需要的职业教育分级制度,使得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等值而非同类,进而使得职业院校以至于整个职业教育,在现有水平上出现真正的内涵升级,实现整体的跃升,从而引发整个社会对职业教育价值的观念升级,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一个近期即可操作的选项。 职业教育升级的成功,若能使政府和社会对职业院校的领导予以与普通院校同等对待,对职业院校的投入予以与普通院校的同等对待,对职业院校的编制予以与普通院校的同等对待,对职业院校的教师予以与普通院校的同等对待,对职业院校的学生予以与普通院校的同等对待。那么,如此而已,何用他求? 这就意味着,升级涵盖了升格而超越了升格。所以,强调职业教育的升级而非升格,必然会扩展“后示范”的时空。 来源:姜大源 《中国青年报》(2014年02月17日11版) 大决策:设立国家职业教育总局 ——关于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议(下) 面对越来越激烈的国际经济竞争态势,要占据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我国经济必须从外延向内涵、从劳动密集向技术推动;从高速度向高质量、从外向拉动向内生增长;从环境破坏向环境保护的经济发展升级。这样一个更具质量和科技含量、凸显现代产业体系的升级版的经济,需要一个更具质量和效率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予以支撑。 所以,进一步加大人力资本的投入,大力发展职业教育,提高职业教育的质量,推进劳动市场的制度建设,必然成为提高国家竞争力最重要的举措之一。但是,当前职业教育现状,离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对职业人才的需求还相距甚远,其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用人的劳动制度与育人的教育制度的分离,严重地制约了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 这一问题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表现为劳动人事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管理职能上的交叉,一是表现为劳动市场的用人需求与职业教育的育人供给的脱节,尤其是行业企业参与、参加职业教育途径的缺失,导致出现本应在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有更多话语权的行业企业,却处在一个可有可无的尴尬的“失语”境地。 劳动制度与教育制度的分离,行业和企业的缺位,使得职业教育的办学缺乏劳动市场与职业预警的有效调控引导,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实施困难重重,劳动市场的信息资源、学校的教育资源与行业企业的实训资源,都无法实现综合配置,《职业教育法》和《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中相关条款和规定都很难落实。这就是所谓“条条”管理,也就是纵向的分割的专业部门管理体制的弊病。 显然,两套“条条”管理体制已几乎成为束缚职业教育发展的桎梏,必须在管理体制上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立,注入新的发展动力,以使职业教育“上台阶”,真正发挥助推现代经济体系的作用。但是,“上台阶”不能就教育论教育,而要跳出教育看教育。 职业教育管理体制的“上台阶”,要改变目前职能交叉和供需脱节的弊端,必须从“块块”管理,即横向的综合部门管理体制着眼,必须有大手笔和大决策。建立国家职业教育机构,例如,国家职业教育总局,或国家职业教育委员会,或国家职业教育办公室,以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统筹,实现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的综合协调。 国家职业教育总局,作为重大的管理体制改革,其职能是:制定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的战略发展规划,制定职业教育标准和职业技能标准,发布劳动市场需求与职业预警等;目的在于统筹教育行政部门、劳动人事部门和专业部委、行业协会及企业的相关资源,实现人力资源培养和使用的综合配置、协调发展。这里,尤其要发挥工会和企业行业参与职业教育管理的作用。 国际上,瑞士长期以来在经济部下建立“职业教育与技术署”(BBT)、澳大利亚的国家培训局(ANTA)、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机构(BIBB),英国商业、技能与创新部等,都是对职业教育在国家层面进行统筹协调的管理机构。 中国也曾进行过积极的探索。 一是1991年国家建立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就是在考虑职业教育与劳动就业的紧密联系、为使职业教育的发展与劳动就业政策能实现更好的“跨界”协调和统筹的基础上组建的一个实体机构。所以,在管理体制上该机构既不隶属于教育部,也不隶属于劳动部。按照最初的设想,曾考虑采用“国家职业教育署”的名称,初衷就是在国务院的领导下管理和发展职业教育。当时办公地点设在国家教育委员会,教育部和劳动部各有一位副部长担任过所长。后终因“条条分割”的管理体制,这一机构又被分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两部分。 二是国家2004年建立的由教育部、发改委、财政部、人事部、劳动部、农业部、扶贫办等7部委组成的“职业教育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制度”,也是基于职业教育必须建立统筹协调机制而组建的。但作为一个非实体机构的制度,还不具备对中央与地方、行业企业与劳动者、教育培训机构与用人机构之间等诸多不同的利益诉求进行统筹协调的功能,特别是地方、行业以及工会在职业教育发展中的作用还无法体现。 建立宏观的职业教育管理机构——国家职业教育总局,立足于为升级版的中国经济提供升级版的职业人才,将成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制度保障,是一个利国利民的大决策。 文本来源:姜大源 《中国青年报》(2014年02月24日11版) (作者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姜大源:完善职业教育体系的现状、愿景与当务

    “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党的十九大对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工作提出的新要求,部署的新任务。为了更好地领会和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本版开设“职教新征程”专栏,找问题、寻对策、抓实施、看落实,推动职教战线用自己的奋进之笔,写出职业教育的得意之作。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这是国家对职业教育未来发展一个战略性的指导方针,一个方向性的顶层设计。完善体系是一种制度设计,而完成这一制度设计任务的抓手,就在深化两个“合”上。 审视职业教育体系现状:探究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中的问题 回顾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历程,可以交上一份比较满意的答卷——形成了相对完备的教育结构,实现了供需适配的教育规模,显现了日益提高的教育质量。尤其是近五年,国家对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给予更多重视,为完善体系夯实基础。尽管如此,改革与发展永无止境。十九大报告之所以提出“完善”一词,意味着还存在不少问题需要去改进。 需要特别指出,十九大报告中有两个“优先”的提法: 一是教育优先, 二是就业优先。 职业教育既属于优先发展的教育事业,又因为是就业导向的教育,而属于教育中更加优先发展的事业。占据“双优先”位置的职业教育,现状却让人无法乐观。职业教育如何坚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大政方针?中等职业教育为何基础不牢?高等职业教育是升级还是升格?为什么职业资格门槛降低了,从业的学历门槛却提高了?为何企业招技术工人难,而高校毕业生却就业难? 总之,体量大而不强、产教合而不深、体系不完善、吸引力较弱仍是当前职业教育面临的主要问题。 此外,以追求学历为主的职业学校教育,与追求资格为主的职业培训这两者之间的长期分离,导致本应成为一个整体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长期“瘸行”,至今未能形成合力,从而加剧了职业教育在资源分配、运行效率和管理职能上的不协调。 确立愿景:职业教育体制机制寻求突破 十九大报告对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出的要求是“完善”,这就要求统筹职业教育与培训,使其融为一体。只有遵循职业教育自身规律,在体制机制上有重大突破,才有可能完成这个任务。 一是体系机构要素的完善,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地位。主要涉及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中教育主体的界定。教育主体是只有学校或是还有企业,这是事关机构层面的一个体制性突破。 在职业教育和培训领域,企业和学校不是简单的供需关系,而是互为供方和需方。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只是一个主要由教育主管部门实施的法律,至少在目前,企业、行业并不具备办学主体的地位,因此法律中关于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与义务的条款并无约束性。笔者建议,在修订职业教育法时,应制定给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性)企业”的认定办法,在法律上使其成为与学校同等的教育机构。同时,将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教育也纳入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拓展职业教育体系和培训的新时空。在企业出资举办职业教育时,其相关经费投入,或作为税前应扣除的成本,或制定相应的免税或减税政策,以提高企业行业办学的积极性。 二是体系制度要素的完善,建立国家资格(历)框架制度。主要涉及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中关于资格认定的依据。资格认定是封闭还是开放,这是一个事关资历制度层面的体制性突破。 如何寻求一个能对所谓正规教育(主要指职业学校教育)、非正规教育(主要指职业培训)以及非正式教育(主要指自学、网上学习等)相互比对的国家制度,以使个体通过不同教育路径所获得的资格(历)得以承认,并给予等值而不同类的认证,这一制度的缺失是多年来职教吸引力未能提高的一个重要原因。笔者建议,在修订职业教育法时,明确将国家资格(历)框架作为评价、认定不同教育路径所获资格(历)的基本依据,并建立相应的学分制度和认证制度,以实现职业资格证书与学历文凭的等同,在法律层面认定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等值。 三是“体系”职能要素的完善,组建国家职业教育综合职能部门。主要涉及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中关于行政管理的权责。行政管理是分离还是综合,这是一个事关管理职能层面的体制性突破。 当前职业教育行政管理职能的现状不尽如人意,存在着一个重大的悖论,即用人的劳动就业制度与育人的职业教育制度分离,其结果导致两个问题亟待解决: 一是劳动人事部门与教育行政部门在职业教育和职业培训管理职能上交叉; 二是劳动市场的用人需求与职业教育的育人供给脱节。 尤其是行业、企业在参加和主办职业教育路径上的缺失,导致了在职业教育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上,行业、企业,还有工会、青年和妇女等相关利益群体,以及一些专业部委,处于“失语”和“缺位”境地,严重制约了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建设。笔者建议,在修订职业教育法时,确立职业教育的综合管理机构,如“国家职业教育总局”这样的部门,以使为升级版的中国经济培养升级版职业人才的职业教育,能够有一个跨产业、跨行业、跨部门的具有国家统筹管理职能的法律机构。 做实当务:自信自强担当使命 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的完善,相关政策措施的落地需要一个过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作为这一制度设计的抓手,是积累经验、形成模式和做出决策的必经之路。基于此,职业教育领域里的所有参加者和参与者不能等待,朝着“做强中职、做优高职、做大培训、做好职业启蒙,优化要素和布局结构,促进职业教育内部各要素之间、职业教育与其他教育之间沟通、衔接,为学生多次选择、多样选择以及校园和职场之间灵活转换提供更加便捷的通道”的目标奋力前行。 完善的当务之一是职业教育在“实体经济”领域里不能缺位,这是工业版的实际行动。当前要重点服务“中国制造2025”,实施好《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 一是要坚持脱虚向实,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 二是坚持就业创业,以促进学生就业为导向; 三是坚持力学笃行,以知识实际应用为导向。 完善的当务之二是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领域里不能缺位,这是农业版的实际行动。当前要重点服务脱贫攻坚,实施好《职业教育东西协作行动计划》。理顺三大关系: 一是精准的职业教育需求与精准的职业教育供给之间的关系,这涉及职业教育扶贫的针对性; 二是精准的职业教育扶贫与精准的经济扶贫之间的关系,这涉及职业教育扶贫的协同性; 三是精准的短期职业教育项目与精准的长期职业教育规划之间的关系,这涉及职业教育扶贫的有效性。 完善的当务之三是职业教育在“一带一路”领域里不能缺位,这是国际版的实际行动。当前要重点支持服务“一带一路”倡议和国际产能合作,推动中国职业教育与企业协同“走出去”。关注四大模式: 一是伴随工程项目“走出去”模式; 二是借助合作联盟“走出去”模式; 三是按照国家协议“走出去”模式; 四是依据教育标准“走出去”模式。 (作者姜大源系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姜大源:职教发展应建立“教育性企业”制度,让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

    近些年来,我国职业教育发展无论从规模方面还是质量方面都有了长足进步,职业教育对国民经济的支撑作用越来越明显,特别是在破解高质量发展、供给侧改革瓶颈和提高劳动力综合素质能力方面,职业教育功不可没。国务院发布《关于印发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下称《通知》),企业首次被确立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而政府的角色将从“举办者”变为“管理者”。 在教育部倡导下实施开展的产教融合、现代学徒制、职教集团,以提高学生综合能力为目标的课程改革,以提升学校综合管理水平和质量的诊改试点等一系列举措,对于全面提升职业院校的整体实力和水平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然而,伴随着职业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其面临的诸多问题也逐步显现,其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产教融合度不高的问题。 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将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体系,以开拓职业教育发展与改革跨界的新视野,这应该成为职业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破题的第一个突破。 传统的教育机构,指的仅仅是学校。这是一种局限于学校教育的定界教育思考。对职业教育来说,除了学校,企业成为另一个不可替代的学习地点。这意味着,职业教育至少有两个学习地点——企业和学校。但是,企业要盈利,不盈利不成其为企业;学校要育人,不育人不成其为学校。校企合作的职业教育,要将企业盈利的功利性与学校育人的公益性结合,就必须使企业认识到,企业不只是一个职业教育的参与者而是一个参加者,不只是一个职业教育的旁观者而是一个举办者,由此,一个必须回答的重大问题是:企业是否也能成为另一种教育机构? 答案是肯定的。解决这个问题,国际上有成功的先例。遐迩闻名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双元制”职业教育,赋予了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企业”的称号。在德国,从法律角度看,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培训,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教育,如前所述,企业要盈利。鉴于此,只有符合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并经过行业协会对办学资质认定后的企业,才可作为有资格从事职业教育的企业。这样的企业,德国称其为“教育企业”。凡被认可为“教育企业”的企业,就同公益性的学校一样,要承担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而绝不允许通过职业教育来盈利,这些教育企业因此而具有极高的社会地位。目前,德国有资格实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企业,大约只占企业总数的四分之一。“教育企业”的出现,破除了认为教育机构只是学校的传统观念,将教育机构由学校扩展至企业,从而大大扩展了“教育机构”的内涵和外延。 基于此,借鉴国际先进经验,结合中国国情,建立“教育性企业”制度,以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将大大提升企业行业参加办学的积极性,为职业教育的发展,破解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以及知行合一的难题,开拓一片新天地。 我国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还只是一个主要由教育主管部门实施的法律,是一个囿于教育部门、囿于职业学校的“定界”法律。至少在目前,企业并不具备办学主体的地位,因此,现有《职业教育法》中关于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与义务的条款,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权。由于企业并未被赋予是一种教育机构的地位,导致行业、企业实际上只是职业教育的参与者而非参加者,由于不是一个举办者,也就很难成为一个办学主体。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其重要意义在于:不仅赋予了其从事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而且也应该享受与学校一样的教育机构所有的“国民待遇”,包括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经费支持。 当然,在这里还必须考虑的是,企业主要是作为一个经济体存在的,所以,在企业出资举办职业教育时,应将其对职业教育的相关经费投入,或作为税前扣除的成本,或制定税后相应的免税或减税政策。   职业教育最重要的使命是为产业发展培养适用的高技能人才,如何满足产业对人才的“适用性”要求,是衡量职业院校办学质量的核心指标之一。产教融合是破解职业教育人才培养“适用性”难题的关键一招,探索企业成为办学主体新路,鼓励有条件的大中型企业兴办职业教育,是实现“产”与“教”有机结合、融为一体的关键节点。 企业成为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可以较好地实现以下预期:   进一步克服目前产教融合体制机制方面的障碍,破解产教分离瓶颈。从近些年职业教育发展实践看,实现产教融合最大的障碍来自于体制机制方面限制,目前职业教育的办学主体是政府,用人主体是企业。简单说就是学校(育人的)和企业(用人的)的兴奋点不在一个频率上,产生不了共振效应,基本上处于自拉自唱状态,如何提高产教融合度,是职业教育进一步发展的当务之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现实需求和长远规划,有针对性地培养、引进人才,相信会出现和目前不一样的局面,也会一定程度上改变当下办学主体和用人主体的游离状态。   进一步明确办学定位,解决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目前职业院校普遍的困惑是办学定位难,如何与产业和市场对接,对接到什么程度。一方面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和产业升级的需求,客观上要求专业设置、人才培养目标要面向市场,主动与产业对接;另一方面学科建设又需要一个长期的积累和沉淀过程,不可能完全跟随市场的步伐而翩翩起舞,从一般的常识看,这不符合基本的办学规律。积极探索和尝试(准确说应该是回归)新时代企业办学的路子,突出企业办学的主体地位,企业根据自身需求的规格和类型,为企业自身培养人,培养自己需要的人,无疑会有助于破解这方面的问题。   进一步强化课程改革的针对性,突出问题导向。课程改革同样是目前职业院校面临的难点之一,课改的目的本质上也是为了进一步提高人才培养的适用性,提高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锲合度,是提高人才培养质量在课程层面的具体体现,更是保证人才培养质量的关键环节。目前课改普遍存在的问题是带有较大的盲目性,无论在理论上怎么精心设计,课堂教学和实践教学怎么摆布,恐怕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至少是针对性不强,问题导向不突出,在一些表面层次或者理念方面做文章,人才培养的规格、质量更是难于在实践中检验,进而带来人才培养适用性不高,出现就业难就业质量不高现象就不难理解了。设想一下,如果企业自主办学,上什么课、怎么上课、什么时候上课、什么方式上课、在哪里上课等一系列困扰职业教育的普遍问题,都会得到相应的破解。   进一步聚焦人才能力培养的有效性,进而较好地解决人才的“适用性”。人才能力培养,特别是动手能力、实践技能培养,应该是职业教育固有的要义。人才的适用性不高,关键是人才的上述能力不强,只有企业才真正清楚自己需要具有什么样的能力人才,什么是人才的适用性,从这个意义上说鼓励企业办学也是应该积极倡导的。   从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上看,职业教育办学的主体就是企业。一方面职工大学、职工业余文化学校、师傅带徒弟、技工等级制度、职工革新小组(全国闻名的马恒昌小组)等多样灵活的企业办学(厂中校)方式,对技能型人才培养,对于推进国家工业化进程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实践已经证明企业办学主体地位的有效性和正确性;另一方面校办工厂(校中厂)校办企业的兴办,对于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提升人才培养的适用性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令人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的诸多原因,无论是“校中厂”还是“厂中校”,都以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退出了职业教育的历史舞台。虽然近些年来各级政府和教育行政部门,特别是广大职教工作者,在政策、理论和实践等多方面都对职业教育所面临的问题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尝试,出现了令人鼓舞的局面,但产教融合的“深度”、“广度”和“有机性”方面,确实亟待进一步提升,这方面需要进行大胆的尝试和探索,更需要政策方面有力支撑。   企业应该成为职业教育的主体,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在鼓励企业兴办职业教育方面应该有更加明确和清晰地体现。 综上所述,职业教育的改革与发展,包括《职业教育法》的修订,要在体制机制层面有大的突破,应该给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性企业”的称号,从而具备与学校一样的教育机构的法律地位。

    姜大源、董刚、孙善学、赵伟谈《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姜大源、董刚、孙善学、赵伟谈《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 关于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的思索:2017年临近岁末,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这是落实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教育优先发展的一个十分明确而具体的指导意见。《意见》强调指出,深化产教融合,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有机衔接,是当前推进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迫切要求,对新形势下全面提高教育质量、扩大就业创业、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培育经济发展新动能具有极其重要意义。 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姜大源 关于进一步深化产教融合的思索 笔者以为,这段话是《意见》对未来我国教育发展的一个顶层设计,具有提纲挈领的统领作用。从内容上看,《意见》针对的不只是职业教育,而是针对整个教育领域,包括基础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方向的战略部署。可以说,《意见》的出台,一改过去谈教育发展总是分类指导的习惯做法,将产教融合作为整个教育发展的总体要求,强烈地突显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新精神,令人耳目一新。 学习《意见》,笔者的体会是: 第一,《意见》充分地肯定并升华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经验和模式。《意见》的诸多内容,就是对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职业教育秉承的“服务发展、促进就业”的方针及其为国民经济发展所取得的不可替代成就的经验总结。例如,《意见》指出:“将产教融合作为促进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重要举措,融入经济转型升级各环节,贯穿人才开发全过程,形成政府企业学校行业社会协同推进的工作格局。”又如,“推行面向企业真实生产环境的任务式培养模式”“鼓励以引企驻校、引校进企、校企一体等方式,吸引优势企业与学校共建共享生产性实训基地。”这都是职业教育多年来一以贯之的人才培养模式,是在中职国家示范校和高职国家示范校、骨干校建设中被实践证明行之有效的模式。可以说,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经验和做法,为基础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供了一个可以推广的样板。这里的关键词是经验借鉴。 第二,《意见》鲜明地指出并拓宽了各类教育产教融合的路径和办法。《意见》的诸多要求,就是对产教融合的具体指导。产教融合强调的不是“纸上谈兵”。《意见》指出,教育要以产业需求为导向,职业教育要“结合区域功能、产业特点探索差别化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基础教育要“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加强学校劳动教育,开展生产实践体验”,高等教育要“引导高校将企业生产一线实际需求作为工程技术研究选题的重要来源”“健全高等学校与行业骨干企业、中小微创业型企业紧密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不仅如此,《意见》明确提出了实现产教融合的时间表,这就是“全面推行校企协同育人,用10年左右时间,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总体形成,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健全完善,人才教育供给与产业需求重大结构性矛盾基本解决”。这里的关键词是需求导向。 第三,《意见》前瞻地设计并预留了教育发展产教融合的制度和空间。《意见》的诸多措施,就是对产教融合的制度设计,并预置了继续改革的空间。产教融合要跨出教育看教育。故《意见》建议,现阶段要“逐步提高行业企业参与办学程度,健全多元化办学体制”“鼓励企业以独资、合资、合作等方式依法参与举办职业教育、高等教育”“鼓励区域、行业骨干企业联合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共同组建产教融合集团(联盟)”。长远看,职业教育要“推进职业学校和企业联盟、与行业联合、同园区联结。大力发展校企双制、工学一体的技工教育”,高等教育则要健全“学术人才和应用人才分类培养体系,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比重”,在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以及区域、产业、城市和生产力布局规划时,“要明确产教融合发展要求”“构建梯次有序、功能互补、资源共享、合作紧密的产教融合网络”。这里的关键词是跨界思考。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要使产教融合的教育目标得以实现,在体制机制上还必须进一步完善,并且还必须有大手笔的突破。 笔者建议,除了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建立国家资历(格)框架和建立有行业企业及工会等参加的国家职业教育综合管理机构以外,还有两个新的思考: 一是应思考文件中关于产教融合对科技成果转换的意义。为实现文件所涉及的教育、人才与产业、创新的有机链接,应形成一种高等教育与职业教育在科技成果产业转化的“有机链”,也就是说:不只是按照教育类型的各个院校单独与产业的“双元双边”合作,而是要构建“学术型——应用型——职业型(高职和中职)——产业企业”的“多元多边互联互动”机制。尤其是,职业院校与高等学校的合作,不能只着眼于纵向的学历层次的提高,更重要的是应该横向的联合,即建立科技成果有效快速转换的合作机制。在这方面,由于职业院校与行业企业的合作更为直接、更加紧密、更有经验,故职业院校应该成为高等学校与行业企业之间的一个“转换器”,一个能更快将科技成果产业化的“变频器”“变压器”或“放大器”。为此,要探索建立一种新型的以职业院校为中间体或媒介的连接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一环扣一环”的科技成果“转化链”,职业院校将成为链条中不可替代的一环。 二是应思考文件中关于产教融合对高中阶段教育的导向。为实现文件所涉及的建立综合高中的任务,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个综合高中的提法,是在第四部分“推进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改革”中提出的。这是一个与人才培养目标相关的具有深刻内涵的提法,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提法。这意味着,不再是举办传统意义上的、以升学为主要目的的综合高中,而是“鼓励有条件的地方在大型企业、产业园区周边试点建设普职融通的综合高中”。这一提法表明,新时代的综合高中要办在大型企业、产业园区的周边,要根据行业企业和产业园区的需要培养高中阶段的人才。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用中职的好经验好做法去改造普通综合高中,而不是倒过来,不是办“纸上得来总觉浅”的综合高中,而是“绝知此事要躬行”的综合高中。多年来,中职的高就业率符合十九大报告中关于“教育优先”与“就业优先”两个优先的要求,而当下中职在中小学职业启蒙教育中已率先进行了积极的探索,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落实主体责任推进产教融合 国家督学、全国高职高专校长联席会议主席董刚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的《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对于完善现代办学体制和教育治理体系,促进我国新经济发展,提升产业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指导意义。同时,《意见》也具有重要的理论创新。 一是教育与产业体系协同发展,落实了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理念。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加快建设实体经济、科技创新、现代金融、人力资源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当前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产业变革、“人口红利”逐渐消失,产业发展面临新挑战,人力供需的结构性矛盾更加显著。《意见》的制定,打破教育与产业原有的发展界限与壁垒,通过推动产教融合制度的确立与发展,将人力资本的投资放在产业发展环节,将原本相对封闭的职业教育内化到产业发展过程,建立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真正将新时代中国特色发展理念落到实处。 二是将产教融合确立为国家基本制度,提升了产教融合内涵。近10年来,对于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教育领域已经做出较多的实践探索,产教融合作为一种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在院校广泛实施,院校与区域行业企业的合作关系广泛建立。然而当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仍处于较浅层次,企业缺乏主动性自觉性、合作模式较为松散、合作水平不高,仅凭教育部门一元驱动,很难突破当前瓶颈。《意见》从国家层面,以教育和产业统筹融合发展的更高格局,将产教融合延伸至职业教育、高等教育为重点的整个教育体系,上升为国家教育改革和人才开发整体制度设计,涵盖了产教融合内涵由浅层次的人才培养模式、合作关系向教育与产业融合制度演变。 为了使《意见》有效地贯彻执行,我认为还应做好以下工作: 一、产教融合的制度设计 (一)制定“管用”的产教融合促进法 《意见》明确了未来深化产教融合的宏伟目标和任务部署。要想实现目标,将制度落地,必须有专门的法律保障。 一是以立法的形式规定产教融合各主体的职权责,明确产教融合为各主体的公法义务,而非自愿行为,受法律约束与保护。二是将产教融合促进法作为《职业教育法》的平行法,因为产教融合具有跨界性,范畴更广,如作为《职业教育法》的配套法、下位法,很难实现其他企业法的相应修订,并且也会违背我国“税收法定”的原则,因此应主要定位于企业法的范畴,详细规定各级政府的职责和企业、行业的职业教育权利和义务等。三是增强政府职责的刚性和可操作性,对责任单位进行落实,促进政府职责的切实履行,如对未依法落实产教融合主体责任的企业,由政府哪个部门监管问责,若该部门不作为,能否提起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等。四是增强企业权利义务责任的详尽性,政府综合运用投资、财税、用地、金融等措施形成激励保障协同支持,既是企业产教融合的重要权利,也是发挥企业办学主体作用的必要条件。同时需详尽规范合作企业及其实训教师的资质条件,企业教育的目标、内容、形式、时间、期限、考核,对学生的义务,接受相关机构监督的义务以及违反职业教育义务须承担的法律责任等。 (二)建立健全产教融合互补性制度 产教融合实施过程中涉及企业和职业院校学生,尤其是现代学徒诸多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义务与税法、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社会保障法、就业法又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产教融合制度是一个综合的体系,除自身制度建设之外,还应包括同一领域或其他领域的其他相关制度保障,体系内部达到一致且相互支持,才能保证制度的有效落地。如,产教融合制度是产业与教育的融合制度,既包括解决谁来提供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如何保证学习者权益等问题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制度,又包括解决职业培训的实施、企业员工培训等问题的培训与资格认定制度等。 《意见》将产教融合上升为国家基本制度,在具体实施过程中,需要各地根据《意见》要求,结合自身经济与教育发展水平,细化政策措施,制定具体的促进条例、实施办法等。这些下位的规章制度是产教融合制度很好的补充。对各地落实情况要进行监督检查和跟踪分析,其中典型做法和有效经验及时总结、积极推广,丰富产教融合制度内涵。 二、产教融合的组织设计 (一)落实政府职能,建立产教融合联动工作机制 十九大报告提出“转变政府职能,深化简政放权,创新监管方式”。《意见》要求政府在产教融合中并非通过行政命令发挥作用,而是通过统筹规划、科学部署、服务监督、政策保障等系列工作,推动产教融合发展,逐步引导产教融合走向“内部驱动”,形成长效稳定互惠的合作机制。产教融合制度的顺利实施,需要各级政府层面统筹相关部门,建立完善的产教融合联动工作机制。行业及相关部门与教育部门共同进行顶层设计,在实施经济发展各类规划时同步规划产教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支持方式、实现途径和重大项目。 《意见》对重点任务进行了分工,落实了工作任务的责任单位,包括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12个国务院部委、直属部门及事业单位和各省级人民政府。同时,还鼓励有较强代表性、影响力和改革意愿的城市开展产教融合试点,并进行经验推广。目前,已有宁波、南通、郑州、杭州、沈阳等多个市级政府制定了校企合作办法、实施条例等相关文件。2017年浙江嘉兴市开展试点,遴选7家企业为教育型企业,直接参与职业教育。 (二)学校先行,全方位贯彻产教融合理念 一是从学校层面建立对接产业需求的人才培养模式,按照市场供求比例、就业质量合理调整人才培养规模。立足区域产业结构布局,建立紧密对接产业链、创新链的专业体系,大力发展区域产业急需的紧缺专业、新型产业、社会领域专业,结合学校自身优势推进专业建设的标准化、规范化和品牌化。 二是建立健全产教融合的教学机制,主动与技术先进、管理规范、社会责任感强的规模以上企业深度合作,促进企业参与人才培养方案的制定与实施、教材开发、教学设计、教学资源建设、课程设置、实训基地建设、考核评价等人才培养的全过程,实现教学标准与产业标准、课程及教学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教学过程与职业岗位劳动生产过程、学历教育与职业资格证书培训的全面对接。 三是结合创新人才培养和教师能力提升开展应用技术研发。面向企业的创新需求,依托重点专业(群),校企共建研发机构。面向国家重点发展产业,提高专业的技术协同创新能力,促进区域产业结构调整和新兴产业发展。建立健全成果转化制度,提升教师创新成果向产业技术转化的积极性。同时,也要激励教师将创新成果转化成教学资源用于人才培养,切实达到以研致用、以研促教、以研育人的目的。 四是积极推进校企人才互聘制度,吸收有丰富经验的企业技术和管理人员到职业学校任教,专业教师每5年企业实践时间累计不少于6个月,加强兼职教师的职业教育教学规律与教学方法的培训;与企业共建培训基地,满足“双师型”教师培养与企业职工技能提升的需求,建立完善符合职业教育特点的教师资格标准和专业技术岗位评聘办法。 五是服务国家“一带一路”倡议,助力中国企业走出去。主动发掘和服务“走出去”企业的需求,培养具有国际视野、通晓国际规则的技术技能人才和中国企业海外生产经营需要的本土人才;与拓展国际业务的大型企业联合办学,共建国际化人才培养基地;配合国外的中资企业面向当地员工开展技术技能培训和学历职业教育。 六是深化产教融合,要给学校更多的财务自主权。职业学校、应用型高校、行业特色类专业具有自己的办学特点与成本,《意见》中也明确允许学校以购买服务的形式获取企业教育资源,与企业共建共享。这就需要在拨款机制的建立过程中,予以适当的政策性倾斜,并且给予更为宽松的财政制度空间,以便学校可以更加灵活地处理实习实训、科研开发等校企合作问题。 (三)加强行业组织建设,充分发挥行业指导作用 德国、澳大利亚等职业教育发达国家产教合作顺利开展的重要原因,是其具有较强职业教育专业能力的行业组织。德国联邦层面行业协会均设立专业科研机构,结合自身行业领域开展职业教育相关研究工作,行业协会内部也设立专门职业教育部门,研究职业教育相关政策。而我国行业组织起步较晚,自身发展并不完善,专业科研能力和职业教育能力较弱,还需加强行业协会建设指导,提升行业组织自身能力,特别是加强职业教育行业指导委员会和教学指导委员会能力建设,以更好地承担行业主管部门“职能转移、授权委托”的“人才需求预测、校企合作对接、教育教学指导、职业技能鉴定”等任务。 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理论与政策思考 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院长孙善学 一、新理念、新政策、新举措引发的讨论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文件提出的新理念、新政策、新举措,结合学院办学实际,突出问题导向,北京电子科技职业学院的干部教师重点开展了对以下11个问题的讨论。 一是文件提出“促进人才培养供给侧和产业需求侧结构要素全方位融合”,这里的“结构要素”指的是实现“产”“教”不同要素转换与对接的方法与理论。 二是文件提出“引导各地结合区域功能、产业特点探索差别化职业教育发展路径”,学院发展的“差别化路径”是什么,各专业在服务面向上如何分工并差别化发展。 三是文件提出“健全高等学校与行业骨干企业、中小微创业型企业紧密协同的创新生态系统,增强创新中心集聚人才资源、牵引产业升级能力”,立足北京建设全国科技创新中心和推进“三城一区”创新体系建设,学院哪些专业可以融入“创新生态系统”,并可能与哪家“骨干企业、创业型企业”合作。 四是文件提出在专业建设上有“大力发展”“积极支持”“加强建设”“大力支持”4项具体政策措施,学院各专业如何归类、定位,形成新的发展策略。 五是文件提出企业要“参与学校专业规划、教材开发、教学设计、课程设置、实习实训”各个人才培养环节,并将企业需求融入进来。从学院实际看,企业及企业需求进入教学及人才培养过程现存的主要障碍是什么,如何解决。 六是文件提出创新教育培训方式,落实企业职工培训有关法律规定。“鼓励企业向职业学校、高等学校和培训机构购买培训服务”,学院目前都有哪些可以供企业购买的培训产品,需要开发哪些产品,开发路径是什么。 七是文件提出“深化全日制职业学校办学体制改革,在技术性、实践性较强的专业,全面推行现代学徒制和企业新型学徒制”。学院距离“全面推行”的要求还有多大差距,还存在哪些体制机制障碍,需要创造什么条件。 八是文件提出“加强产教融合师资队伍建设”5项措施,学院人事部门和各二级学院如何把握政策红利,推动相关政策落地。 九是围绕文件提出的“积极培育产教融合服务组织”“建设产教融合信息服务平台”“开展产教融合效能评价”问题,学院如何建立融上述3项功能为一体的内部机构,如何利用与之相关的第三方资源。 十是“一带一路”职业教育项目一定是“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特征显著的标志性项目,当下,职业教育“走出去”项目离不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在新形势下学院如何开展“一带一路”职业教育行动。 十一是文件提出“根据国家区域发展战略和产业布局,支持若干有较强代表性、影响力和改革意愿的城市、行业、企业开展试点。”学院积极申请参加产教融合试点需要着手进行哪些准备。 这11个方面足以引起高等职业学院办学定位、战略规划、发展路径的重大调整和变化,深刻影响着职业院校发展思路、体制机制、组织结构、队伍建设、人才培养、国际交流等多个方面。为此,结合自身实际贯彻落实好文件精神,加快推进以产教融合为根本特征的新一轮职业教育改革,无疑是当前高职院校的重要任务。 二、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理论与政策思考 从教育理论与宏观政策方面如何深化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有以下几点看法和建议。 第一,要充分认识产教融合的理论特性和理论价值。对于职业教育来讲,产教融合已经不是一般的理念、原则或特征,而是一种教育理论。我们要善于从科学理论的视角认识产教融合问题,将产教融合贯穿到办学体制机制、教育目标与标准、人才培养模式与过程、教育教学评价和人才评价等各个环节。文件虽然在实施范围上包括各级各类教育,但对于职业教育具有更好的针对性、更大的指导性和更强的可操作性,我们必须吃透精神,用好政策,开辟新时代职业教育发展的新境界。 第二,合作应作为制订职业教育政策法规的重要方针。考察世界发达国家的职业教育制度,虽然职业教育的社会功能、定位大体相同,但制度内涵、体系结构和发展路径都不一样。这些国家职业教育制度是政治、社会、经济制度以及发展水平、人口结构、文化传统等国情要素的综合反映,在制度形成的过程中都经历了政治团体、企业、行会、工会、受教育者以及其他职业教育相关者之间的长期博弈,充分体现了利益相关方的共同参与和广泛合作。在我国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经历了一些曲折和反复,历史原因使得职业教育制度的形成和演进不是一个连续渐进过程,要健全和完善职业教育和培训体系,需要在顶层设计上多下功夫,这就难以避免出现政策变化和改革阵痛。要想使政策法规更加科学有效,就必须加大行业、企业、社会组织等用人主体在教育改革与发展上的话语权。这次国务院办公厅文件专门就深化产教融合提出要求,其目的就是突出强调这种社会合作精神。发展职业教育离不开政府、教育机构、行业企业等需求方、学习者群体或个人的共同合作,离不开良好的国家制度匹配。因此,离开“合作”就没有好的职业教育制度,离开“合作”必然失去职业教育的发展基础。 第三,改进职业教育治理模式和投入模式。目前,公办职业院校的基本管理体制是政府主导下的“政府—学校”模式,难以应对企业需求和市场变化,不利于调动企业和社会积极性,不利于将社会需求转化为发展动力。政府要从直接管理学校、举办教育中走出来,想办法创造、刺激社会职业教育需求。有的地方政府在学校管理体制和经费渠道不变的前提下,实行行业或企业参与学校管理的“政府—行业企业—学校”合作治理模式,其做法值得借鉴和推广。 同时,要改进职业院校的投入模式。建议将一定比例的企业税费(例如教育费附加)返还给企业专门用于设立“校企合作基金”,明确资金投向企业与学校开展职业教育合作,政府监督使用情况,形成政府和企业相结合的新的职教投入模式,有利于体现市场需求,建立企业之间、职业院校之间良性竞争机制,提高教育质量和服务水平,有利于构建起以需求为主导,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体制机制为特色的职业教育治理体系和运行模式。 第四,改进职业教育专业目录和相关规范标准的管理模式。建议在国家统一管理的模式下,让出一部分领域的专业设置权、相关标准规范的制定权给行业企业或地方政府。为什么要这么做?一是现行高职或中职专业目录与职业分类是两套东西,各有各的规范,分属不同国家行政部门管理,两者之间可对应性、可兼容性较差。二是新产业、新业态、新职业层出不穷,特别是在互联网和信息技术影响比较大的领域更为突出,在短时间内尚不能形成比较规范的职业类别,也难以形成比较科学的专业口径与内涵,像这类情况应该尽可能交给行业企业去处理。这样的话,行业企业在专业设置和相关标准上就有了发言权,就容易使产教融合在这些新兴领域率先开展起来。 第五,制订人才评价以及用人制度上的“硬政策”。加快研究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认定办法、产教融合人才培养质量评价办法,鼓励在人才招聘、选人用人环节优先使用通过产教融合方式培养的人才,在全社会形成一种新的用人导向、用人氛围,反过来促进教育改革。职业院校学历证书上应允许注明与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相关的内容,同时鼓励学校与合作的行业、企业共同颁发记载所学专业、能力水平、教育标准等重要内容的产教融合教育证书。 深化产教融合:我国教育思想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杂志主编赵伟 研读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有这样几点体会: 其一,国家将职业教育的办学理念和思路扩展为我国教育的理念和思路。 众所周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我国职业教育办学模式改革的重要理念和思路。20世纪80年代中期,教育部提出了职业教育办学要实行“校企合作”,到了2011年,教育部又提出职业教育“产教结合”理念,随后在2013年进一步规范该提法,明确为“产教融合”。多年来我国职业教育锐意进取,不断深入办学模式和人才培养方式改革,以多种形式开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党的十九大报告肯定了职业教育办学理念,强调指出“深化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实际上,自从2014年国务院印发《关于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之后,国家已经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的思路不断推广到普通高等教育领域。2015年,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强调“深化产教融合,将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与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着力提高高校对产业转型升级的贡献率”。2016年,中共中央印发《关于深化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的意见》,进一步明确要求“建立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技术技能人才培养模式”。这次国办印发的《意见》,更是将产教融合的思路全面扩展为整个教育领域的思路,并且在工作推进措施上做出了系统部署。因此,此次国办印发的《意见》不是职业教育文件,而是整个教育系统的文件,产教融合的办学理念已经成为我国教育办学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以这个文件的印发为标志,实现了一大突破。 其二,我国教育思想的发展的一个突出特点,是全面贴近社会需要、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服务。 长期以来,我国教育存在的一个痼疾是人才培养和产业需求存在着“两张皮”的问题,理论与实践、教育和产业发展有着脱节现象。进入新时代,这个痼疾突出地阻碍着教育服务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功能的发挥。当前,我国正处于“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无论是从2020年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还是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都需要我国教育系统进一步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全面贴近社会需要,为国家建设和发展服务。职业教育作为与经济发展和企业需求最贴近的教育种类,在提高劳动者素质和为生产一线培养技术技能人才上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与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相比,与人民日益增长的多样化、多种类、多层次的技术技能需要相比,以往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有着层次尚浅的问题,亟待深化。普通高等教育需要跳出以往着重于学科型人才培养的窠臼,跳出传统精英教育的培养模式,加强向应用型本科教育转型,大力培养技术技能人才。即便是普通高校的基础性学科,也要以教育和产业全面融合为指导思想,以国家需求为导向。 文史哲等学科要为社会主义政治服务,为核心价值观服务,为繁荣民族文化服务;自然科学基础性学科要为发展应用学科服务。泛泛地研究普世价值是没有用的,首先要有中国价值,然后才有世界价值。就是说,我国教育要进一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指导思想,“健全需求导向的人才培养模式”,全面贴近社会需要,为国家的建设和发展服务。 其三,将工匠精神作为民族基本素质来培养培育。 国办印发的《意见》明确提出“将工匠精神培育融入基础教育”,这是在国家层面第一次提出基础教育办学思想要有工匠精神内容。基础教育的功能,一是为新生代国民打下必要的文化科学基础,二是要塑造新生代国民的基本素质。而新生代国民的基本素质,按国家的要求,“工匠精神”是其有机组成部分。按照党的十九大报告中的提法,就是在基础教育中也要“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和精益求精的敬业风气”。这样才能“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大军”。 总之,国办印发的《意见》对我国教育综合改革意义重大。在党的十九大精神指导下,只有认真贯彻落实《意见》中提出的系列政策措施,促进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的有机衔接,我国教育才能形成良性发展格局,才能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

    姜大源:职业教育已经跨越了传统的普通教育的范畴,职业教育法修改应有“跨界”思维

    由于职业教育学校教育和职业培训并重,最迫切需要建立学历教育和职业培训之间学习成果衔接沟通的桥梁,因此,职业教育对国家资历框架制度建设需求也最为迫切。《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教育法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草案》)发布,引发了社会强烈关注和广泛热议,认真学习《草案》可以明显感受到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的新时代气息扑面而来,新精神在多条目体现,新思想在多处闪耀。“过去的职业教育培养的是劳动者,岗位细分不太突出,比如去鞋厂、玩具厂,稍微培训一下就可以了。现在是‘互联网+智能制造’,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职业教育法》修订的初衷,是因为职业教育培养对象是与现代产业相适应的人才,产业升级对人力资源的要求升级和细化,呼唤教育与之相结合相适应。 在河南,关于职业教育有这样一句顺口溜:“上热下不热、官热民不热、校热企不热”。听来有些偏颇,但却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当前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一种尴尬和纠结的现象。 笔者一直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跨界的教育。在职业教育多年的发展进程中,逐步形成了“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办学模式。去年,国务院召开了21世纪以来的第三次职业教育工作会议。习近平总书记对职业教育还做了专门的批示,指出职业教育要做到“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知行合一”。这都表明,职业教育已经跨越了传统的普通教育的范畴。 无论是外延,还是内涵,职业教育作为一种开放的教育,跨越了职业与教育、跨越了企业和学校、跨越了工作与学习的界域,也就跨越了经济与教育界的界域。因此,规范并保障这种“跨界”教育的法律法规,就必须同时遵循经济(产业)与教育、职业(就业)与教育、职业成长与教育认知的规律,所以,职业教育的法律,必须整合经济发展的需要和教育发展的需要。 基于此,职业教育的发展与改革,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能承担的任务,必然涉及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劳动就业、行业企业等多个部门和社会机构,因此,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跳出学校看学校,跳出知识看知识。职业教育的立法,不能局限于“在企业里办培训,在学校里办教育”的分割的“定界”思维,必须有一个系统集成的思想。这意味着,跨界的职业教育立法必须以跨界的理性思维为基础。 以校企合作为例,1996年颁布的职业教育法,还只是一个主要由教育主管部门实施的法律,是一个囿于教育部门、囿于职业学校的“定界”法律。至少在目前,企业并不具备办学主体的地位,因此现有职业教育法中关于行业企业在职业教育中的权利与义务的条款,并没有法律意义上的约束。由于企业并未被赋予一种教育机构的地位,因此,行业、企业实际上只是职业教育的参与者而非举办者,也就很难成为一个办学主体。 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机构的地位,从而享受与学校一样的教育机构所有的“国民待遇”,这就不仅赋予了其从事职业教育的社会责任,而且应享受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相关经费的支持。但是,在修订职业教育法时还必须考虑,企业主要是作为一个经济体而存在的,所以,在企业出资举办职业教育时,要将其对职业教育的相关经费投入,或作为税前扣除的成本,或制订相应的免税或减税政策。 所以,笔者建议在修改职业教育法时,应赋予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性企业”的法律地位,将行业企业举办的职业教育纳入国民教育——职业教育体系。 实际上,国际上早有成功的先例,闻名遐迩的德国、瑞士和奥地利的“双元制”职业教育,就赋予了有资格的企业以“教育企业”的称号。德国等国认为,从法律角度看,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培训,但并不意味着,所有的企业都有资格开展职业教育。例如,只有符合德国《联邦职业教育法》的规定并经过行业协会对办学资质认定的企业,才可作为有资格从事职业教育的企业,德国称其为“教育企业”。这些教育企业同公益性的学校一样,必须承担教育的社会责任而绝不允许通过教育来赢利,因而具有至高无上的社会地位。目前,德国有资格实施“双元制”职业教育的企业,大约只占企业总数的四分之一。“教育企业”的出现,破除了认为教育机构只是学校的传统观念,将教育机构由学校扩展至企业,从而大大扩展了“教育机构”的内涵和外延。 在我国,很多地方也已经开始探索建立相关法规。例如,2012年河南就率先出台了《河南省职业教育校企合作促进办法(实行)》。该条例通过经费激励引导校企合作,省财政每年专门列出2000万元专项资金,对校企合作成效显著的行业企业给予奖励。希望类似的地方经验能尽快上升为国家法律,从而更好地促进职业教育的健康发展。 (姜大源作者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研究员)

    把劳动教育融入职教各环节,助推劳动教育,职业院校有优势

    一段时间以来,应试教育扭曲了劳动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个别人不重视劳动教育,致使一些青少年对劳动缺乏正确观念。《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对素质教育明确表述为德智体美劳“五育”。笔者认为,将劳动教育明确列在“五育”之中,将促进我国素质教育顺利推进,有利于补齐我国人才培养的短板。在大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的过程中,有一类院校具有独特优势,能够助推这些普通教育类型的学校有效地开展劳动教育,那就是遍布各地的1万余所中职学校和高职院校。 劳动教育是职业院校的独特优势 职业院校具有劳动教育的理念优势。职业教育是以一种以传授技术技能为主的教育,作为一种教育类型,在教育理念上追求不是系统构建科学文化知识,而是培养学生适应生产、生活和服务社会劳动所需的技术技能,这种教育与生产劳动、生活劳动和社会服务性劳动有着天然的联系。 职业教育具有劳动教育的资源整合优势。职业教育强调的就是传教融合、校企合作,能够直接把劳动资源和教育资源有机融合,在生产、生活和社会服务劳动中接受教育,形成劳动技能、培养劳动品质、养成劳动习惯。 职业教育具有劳动教育的教学资源优势。职业院校无论从专业、课程设置,还是从教育教学的组织方式来看,都是围绕学生技术技能的培养,都是强调实际操作,强调在做中学,在学中做,强调在劳动实践中学习技术技能。 职业教育具有劳动教育的师资优势。职业院校的老师都是既懂知识、又会能力的双师型教师,这些教师与生产、生活和社会服务性劳动有着必然的联系和素养,能够担当起劳动教育的重任。 职业教育具有劳动教育的实践优势。职业教育建有与人才培养相适应校内外实训实习基地,为开展劳动教育提供了重要的劳动场所。 积极发挥好职业院校的优势 职业院校可以为小学生开设劳动教育课,可以为小学提供自编的图文并茂的劳动教材,讲授精彩的劳动教育故事,带领和指导小学生参加力所能及的简单劳动,参观职业院校的实训基地。以此让孩子们从小就接触劳动实践,了解劳动知识,培养劳动感情,初步感受、体验劳动,从劳动中体验劳动成果所带来的喜悦,从而培养小学生对劳动的正确认知。而小学应与职校、家长相互配合,共同指导和落实孩子从事生活性劳动实践。 职业院校可以带领、指导中学生深入劳动现场、感悟劳动精神。职业院校师生可以带领中学生到职业院校的实训中心,为学生现场展示典型工作的规范操作、精细加工,与职业院校的同龄人一道参加企业的生产劳动,深入企业的劳动现场,感受劳动气氛,体会劳动协作和认真工作的重要性,领悟劳动精神的实质。以此培养中学生对劳动的理性态度。职业院校的师生还可以去中学,赠送职业院校自编的劳动教材,为中学生讲授劳动知识、劳动理论,传授生产性劳动的基本技巧和方法。 职业院校可以把大学生的劳动教育课搬进职业院校。普通大学以理论研究为主,职业院校则以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为主,他们可以密切配合,取长补短。职业院校老师可以带领学生参加职业院校的劳动教育培训,参观职业院校的名师工作室、著名企业的重点实验室、大师工作室,参加动手操作的劳动实践,尤其是精细加工车间的工作,要让大学生自己动手操作,亲身体会这些工作的精细化要求,感受工匠大师对劳动的尊崇和敬业精神、工匠精神。这能够引导大学生更积极参与志愿服务、社区助残等社会服务性劳动,培养学生对劳动的深厚情感和领悟,日积月累地涵养和孕育社会整体的劳动文化。 当然,推动劳动教育,职业院校需要必要的政策支持。 比如,政府可加大对职业院校开展劳动教育的扶持力度、奖励范围和奖励力度;鼓励职业院校派出各自院校的名师、劳模、大师等参与帮助推动劳动教育;参与普通学校劳动课的职业院校教师的工作量,可以单独核算,享有与其他课程教师同等待遇;对于积极参与帮扶大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的职业院校的教师、工作人员进行一定额度的奖励。同时,可以鼓励和奖励职业院校的优秀学生走出校园,到普通中小学甚至大学去,担任劳动课助理教师和助理辅导员的工作。一来,可以鼓动职业院校学生的自豪感、学习技能技术的积极性,也有助于影响普通学校的学生正确地认识他人、认识自己、认识劳动、尊重技能。 (作者:王官成,系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党委书记、金正连,系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 “幸福是奋斗出来的”“实干才能梦想成真”“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这些话语都是对劳动意义、奋斗价值的精辟论述。将劳动教育纳入教育体系,不仅是一个人才培养质量问题,还是一个改造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问题,尤其对职业教育发展具有特殊意义。 首先,劳动教育是职业教育的根本。《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新时代我国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是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技术技能人才。可见,劳动教育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应有之义,也是职业教育实现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 其次,产教融合、工学结合是职业教育办学的基本模式,其基本教学组织形式是实践教学,让学生在一线实际劳动中增长才智、提升技能,实现劳动教育与人才培养相结合。 第三,劳动是职教学子的立身之本,是实现人生出彩的光荣路径。当广大职教学子通过辛勤劳动、苦练技能实现人生出彩时,就能托起职教学子们的自信,增强社会对职业教育的认同感。 一段时间以来,应试教育扭曲了劳动教育的地位与作用,个别人不重视劳动教育,致使一些青少年对劳动缺乏正确观念。对此,2018年9月份举行的全国教育大会强调,要在学生中弘扬劳动精神,教育引导学生崇尚劳动、尊重劳动,懂得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道理,长大后能够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 所以,在实际办学过程中,职业院校应更加积极地把劳动教育融入素质教育、职业知识和职业技能教育的各环节,渗透到学生学习、生活和实践的全过程。 一要注重劳动意识培养。职业院校要在校园内开展劳动周、劳动日活动,引导学生参加文明校园建设,参与食堂、舍务管理。引导学生深入农村、社区,开展社会调查与志愿服务。带领学生走出校园,走向社会,开展扶贫调研等实践活动,寓教育于劳动实践中。 二要彰显教学的劳动教育元素。职业院校要把劳动教育纳入各专业人才培养方案,赋予学分,加强考核,将劳动教育渗透到学生的日常学习中。教师在教书育人中做劳动表率,要精心准备教案课件、规范课堂板书,着装整洁、行为端庄,通过一言一行向学生传递职业精神。 三要创建丰富的校园劳动文化。大力宣传和弘扬劳动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开展劳动模范、技能大师进校园宣讲活动,让“劳动最光荣、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理念在广大学生心中扎根。充分利用各种宣传平台,宣传展示优秀师生的工作业绩与事迹,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接受劳动熏陶。 (作者系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长沙基地特约研究员)

    劳动教育把劳动教育融入职教各环节:职校生源培育的有效路径

    《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鼓励职业学校联合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将动手实践内容纳入中小学相关课程和学生综合素质评价。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为大国工匠、高技能人才的早期培育提供了可能的路径,职业院校应以此为契机,在推动中小学劳动教育和职业启蒙教育有效实施的过程中,为自身识别、培育、选拔“愿意且适合”的优质生源。 职校生源需要早期培育 职校生源需要早期培育。从外部需要来看,存在着两方面的原因。 其一,职校生源数量和质量问题的现实诉求。近些年来,生源危机冲击着职校的生存与发展,潜在生源数量不足及已有生源的“不愿意”“不适合”成为制约职业院校发展的“阿喀琉斯之踵”。 其二,未来工作世界的变革对生源质量提出了新要求。智能时代,对职业的认同及动机有时候比才能更为重要,且这种对职业的内在驱动力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形成,长时间的陶冶尤其是生涯早期的启蒙至关重要。 从内部需要来看,人发展的连续性也要求对职校生源进行早期培育。具体而言,技能人才特别是高技能人才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从“新手”到“专家”的道路漫长而艰辛,整个成长过程不仅涉及学校职业教育期、职后实践与培训期,也应当包括学校职业教育之前的潜在生源期。然而现实却并非如此,人们过分关注学校职业教育期,而位于基础教育阶段的潜在生源期却一直遭到忽视。 从人才培养的宏观视角来看,社会所需的各种人才不是单凭某一类或某一层次的教育就能够培养出来的,而必然要在教育体系中通过多种类型和层次教育的共同培养。 从微观视角来看,个体的成长,无论是知识型人才还是技能型人才,其成长过程都需要时间去历练,都需要历经早期培育、学校教育再到职后实践的这样连续的成长过程。 劳动教育可以培育职校生源 劳动教育与职业教育相似但不相同,具有相互促进的密切关系。基础教育阶段的劳动教育对职业教育发展的促进,主要体现为对其潜在生源的发掘、引导与有效培育,进而为职业院校培育“愿意且适合”的优质生源。 首先,劳动教育可以激发潜在生源的自我认知,进而为潜在生源向有效生源转化提供动力。劳动教育通过让学生在劳动实践中体验、感悟、认知自我与客体的关系,激发并生成“自我”的概念。同时,劳动教育还可以帮助学生在体验新角色与掌握新技能中生成“可能的自我”,通过“自我”概念的确证来想象自己可能的未来,因而可以推动潜在生源向有效生源的转化。 其次,劳动教育可以促进潜在生源形成生涯意识,合理规划自己的职业生涯,为潜在生源向有效生源转化搭建阶梯。一个人的职业选择和生涯规划,第一要清晰地了解自己,第二要了解不同工作的优劣势、机会以及发展前景,第三要高效推断出上述两组事实之间的关系。而劳动教育恰恰可以帮助潜在生源实现这三点。除了解自己之外,在富有职业情境的劳动实践中,潜在生源不仅能够逐渐了解某一职业,还能潜移默化地形成自我判断能力,进而推断出自己与某一种或多种职业之间的关系,从而不断地促进自己的职业生涯清晰化、具体化和可操作化。 再其次,劳动教育可以促进潜在生源的全面发展,为潜在生源向有效生源转化奠定基础。劳动教育不是一种具体的形式,而是各种教育的统领,能够将德智体美融入到劳动实践中,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劳强体、以劳育美。未来的工作世界需要的是完整的人而非单向度的工作机器,因此全面发展必然成为未来劳动者的基础。 如何有效培育职校生源 在实践中,基础教育阶段的劳动教育如何开展才能有效地培育职校生源,使潜在生源转化为“愿意且适合”的有效生源呢? 其一,在内容和方式上,劳动教育需将职业知识与技能、职业素养等融入到富有职业情境的劳动实践中。首先,潜在生源获取职业知识与技能不能脱离劳动实践,即要在做中学。可以为学生创设或者帮助学生参与到一个具体的职业情境,如到一个汽车生产车间或一所医院,在这些情境中,学生的学习方式应是主动的劳动实践性参与。其次,在职业素养方面,情境中的劳动实践不仅可以增强学生的职业生涯与规划能力,同时可以有效促进他们的社会情感心理走向成熟。当然,职业审美和职业道德等的养成更离不开相应的情境。总体而言,在基础教育中,潜在生源通过劳动教育对职业知识和技能、职业素养的习得与掌握,必须是整体的而非零散的,是情境性的而非符号性的,是主动的而非被动的。 其二,在空间上,劳动教育的开展场域需要扩展至中小学校内、职业院校、企业以及家庭等。首先,中小学校要有效利用校内的劳动技术课、综合实践活动课等相关课程,避免劳动教育的异化和弱化,让劳动教育从传统课堂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其次,劳动教育还可以在职业院校这一具有丰富的实训、师资资源的平台上展开。《方案》明确提出职业院校要在中小学开展劳动和职业启蒙教育,体现了职业院校对中小学开展劳动教育的支撑作用。中小学劳动教育的相关教师可以联合职业院校的教师为中小学劳动教育开发一系列相关体验课程,让潜在生源在职业院校感受劳动之美,体验职业之魅,开启自己的职业理想。 再其次,劳动教育还可以在企业这一真实的职业环境中开展。真实的情境更容易让学生沉浸在劳动和职业世界中,感受大国工匠的精湛技艺、劳动模范的美好品质,让潜在生源在与职业情境中人、物和事的对话中逐渐发现“可能的自我”,激发自我发展的动机,进而为自己构建通往未来生涯的发展阶梯,实现潜在生源向有效生源的转化。最后,蕴含丰富教育意蕴的家庭也是开展劳动教育,促使潜在生源通过劳动体验与职业感悟,向有效生源转化不可或缺的场域之一,需要得到更多的重视。 (作者肖龙单位:华中师范大学教育学院;作者余玲艳单位:安徽工程大学机械与汽车工程学院) 《中国教育报》2019年04月30日第9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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