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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教参考 | 姜大源:关于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的思考(01)
近年来,伴随着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断崖式”的滑坡现象,“大力普及普通高中教育”“取消或减少中等职业教育”的声音也不绝于耳,在这些现象和呼吁的背后,实质上涉及一个重大的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涉及一个重大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职业教育前景的国家教育战略决策问题。回溯中国改革开放近40年来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当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职普比下降时,也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之时。这表明,可能存在一种趋势,即在经济下降时,职普比也几乎在同步下降,两者的枯荣线之间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
一、职业教育改革中中职地位问题的提出
最近几年来,全国高中阶段教育招生和在校生数(2010-2015)见表1所示。
其中,2015年高中阶段在校生的普职比约为59:41,接近3:2。2015年普通高中与中等职业学校的招生在高中阶段教育的普职比约为56.87:43.13,也接近3:2。就是说,总体来讲,普职比大致为60:40。目前,这一趋势还在继续。特别是由于很多中等职业学校的办学并非是以就业为导向而是以升学为导向的,所以,实际的普职比还要高得多(图1)。
数据来源:杨进:职业教育改革发展若干重要问题
从中等职业学校逐年滑坡的表象和一些数据来看,出现上述结果的原因,一是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学生和家长就读中等职业教育学校的意愿在持续减少;二是一些地区和部门的管理者,对中等职业教育在整个国家战略地位中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没有把职业教育摆在应有地位”;三是学校自身办学的水平不高,不能适应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等等。
由于职业教育是与经济结合最为紧密的教育类型,伴随着中等职业学校的滑坡趋势,而在社会上同步出现的种种矛盾现象,例如,人均收入还不富有时,劳动人口却先老化了;文化程度提高了,劳动参与率却下降了;职业资格门槛降低了,学历门槛却升高了;一面是有事没人做,另一面却是有人没事做,等等。这些现象之间是否存在着某些必然的联系?
显然,只有对这些伴生甚至同步发生的悖论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进行剖析,才能拨开迷雾,获得破解难题的答案。
为此,需要直面的问题是:现代教育体系和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构建,是否就是升格升学?从体系的纵向结构来看,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教育层次是否还有必要存在?从体系的横向结构来看,取消或逐步取消中等职业教育这一教育类型是否是社会发展的必然?如果在高中阶段取消了中等职业教育,那么,具有基础地位的中等职业教育的消失,又将会给高等职业教育的招生和办学带来何种冲击?再者,取消了中等职业教育的教育,就是人民满意的教育吗?就是公平的教育吗?教育的公平是一次性的还是终身性的?尤其是,取消或减少中等职业教育,对经济发展所需要的劳动力结构的合理性会造成怎样的损害,进而对一个近14亿人口大国的工业化,以致整个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又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
根据1991—2015年教育部历年教育统计公报和国家统计局历年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统计数据,笔者将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的招生比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枯荣线加以对比制成图2,发现这样一种现象,即当中等职业教育在高中阶段所占的比例,也就是职普比下降之日,也是国内生产总值GDP下降之时。
由此,回顾改革开放近4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与中等职业教育的关系,可以将其划为4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1978—1999年,即改革开放后的20年,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高速期(未查到1978—1989年中等职业教育统计数据,1990年的GDP受1989年社会因素影响,故图3第一阶段从1991年算起);第二个阶段为2000—2003年,社会上认为21世纪是知识社会,高校扩招,普通高中升温,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回落期;第三个阶段是从2004—2011年,主要为“十一五”阶段及“十一五”前后一两年,国务院连续召开3次全国职业教育大会,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机遇期;第四阶段为2012—2015年,主要为“十二五”阶段,2012年中国劳动力总量下降,出现拐点,国务院再次召开全国职业教育大会,这一时期是中等职业教育发展新时期,着手建立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图3更清晰地表明,可能存在一种趋势,即在宏观经济指标GDP下降时,职普比也几乎在同步下降,两者枯荣线的对比,呈现一种正相关的关系。而与此同时,比照图1,当宏观经济指标GDP下降时,普通高中的占比却在上升。经济下滑,普高上升。这是偶然的吗?
基于此,冷静而科学的分析表明,中等职业学校招生数和在校生数“断崖式”的滑坡现象或者说数字甚或所谓趋势的背后,实质上涉及一个重大的教育发展的方向性问题,涉及一个重大的与经济、社会发展不可分割的职业教育前景的国家教育战略决策的问题。
对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地位的认识,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改革开放近40年,这一问题可谓几经来去,且翻来覆去,却又总是挥之不去。作为与国家经济发展联系最为紧密、最为直接的职业教育,其存在与否,以及其存在的数量与质量如何,关乎一个国家整个劳动力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要对此保持更加清醒的认识,就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在国家层面进行观察,即必须从经济发展,特别是实体经济发展的角度,用国家语言而不仅仅是教育语言,对此加以审视、加以阐释、加以研究,以防止将当前中等职业学校滑坡的“断崖”现象作为国家战略判断的依据,从而做出取消或逐步取消中等职业教育的决策,以避免很可能由此导致的国家人力资源供给出现的“断层”,以及对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可能带来的不可挽回的损失。
职业教育发展的大政方针,要“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而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正是落实这一总体目标的必然选择。基于此,本文力图从劳动科学——社会学和教育科学——心理学两个视角,即将人作为劳动力——社会活动的根基与主体,亦即基于社会发展的维度,以及将人作为学习者——教育活动的对象与主体,亦即基于个性发展的维度,对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的认识问题,进行一次疏理。
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问题剖析
(一)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合理的劳动力结构的诉求
只有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才能更好地落实“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的总体目标,其立论的第一个关键因素,从劳动科学的视角来看,是一个事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劳动力结构问题。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是基于合理的劳动力结构的应然逻辑起点。
1.反思之一: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劳动力年龄结构供需适配的诉求。
削弱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将加剧我国劳动力年龄结构的失衡。因为从远期的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年龄适宜的劳动力供给不足,而相应的适龄劳动力的需求却有余。这是一个事关劳动力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的匹配度问题。
博弈之一: 劳动力初始就业年龄的上移与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引发“一上一下”的博弈。
劳动力总量与劳动参与率的关系,涉及社会总劳动年限,其相互关系可表述为:
社会总劳动年限(年)=劳动力总量(人)×劳动年限(年/人)
显见,劳动力初始就业年龄的高移导致劳动力就业年限的下降,与劳动力总量下降的双重作用,将必然导致社会总劳动年限下降。这就意味着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现象之一: 比照“未富先老”的中国与“先富后老”的发达国家,中国如何应对因总人口老化导致的总劳动年龄人口比重下降引起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匹配度的供需失衡问题呢?
现象之二: 比照“始显老态”的中国与“还很年轻”的印度两个最大发展中国家,中国如何应对因总人口老化导致的青年劳动年龄人口占比下降引起的劳动力年龄结构与人口年龄结构匹配度的供需失衡问题呢?
2.反思之二: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劳动力层级结构供需适配的诉求。
削弱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将加剧我国劳动力层级结构的失衡。因为从近期的发展现状来看,我国层级适宜的劳动力需求不足,而非适宜层级劳动力的供给却有余。这是一个事关劳动力结构与人口教育层级的匹配度问题。
博弈之二: 劳动力受教育层级的提升与劳动就业率的下降,引发“一升一降”的博弈。
新增劳动力就业人数M =新增高级劳动力(△1)×就业率(N1)+新增中级劳动力(△2)×就业率(N2)+新增初级劳动力(△3)×就业率(N3)。
公式可表示为:
M=△1×N1+△2×N2+△3×N3
显见,劳动力受教育程度的高移导致的就业率(N1)下降,与劳动力受教育程度不足引起的就业率(N3)下降,亦即当就业率N1和N3都下降时,只有保证就业率N2,亦即新增中级劳动力就业率上升,才能发挥其调节杠杆作用,否则国家整体就业率就将下降。
现象之三: 比照中等职业教育“基础脆弱”的中国与“基础坚实”的瑞士,要建立一个合理的教育结构,中国在职教体系的布局上,该如何应对劳动力层级结构与教育层级匹配度的失衡问题呢?
现象之四: 比照中等职业教育“松软基础”上的中国高校毛入学率的提升与“牢固基础”上的德国高校毛入学率的提升,要建立一个理性的教育结构,中国在教育体系的布局上,该如何应对劳动力层级结构与教育层级匹配度的失衡问题呢?
(二)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人本的教育公平性的追求
只有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才能更好落实“以服务发展为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的总体目标,其立论的第二个关键因素,从教育科学的视角来看,是一个事关公民个体生涯发展的教育公平性问题。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是基于人本的教育公平性的实然逻辑归宿。
1.反思之三: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实现学习者自身智力类型特征与教育类型适配的公平性追求。
削弱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将加剧学习者因智力倾向与个性发展预期定位后置导致的失落。因为从发展的潜能来看,若能为同一层级的学习者提供即时的多样性而非单一性的教育选择,更有利于学习的动机导向并增强学习自信。
这是一个事关学习者自身智力类型与共时性的教育类型选择匹配的教育公平性问题。
博弈之三: 教育类型的同一性与智力类型特征的差异性,引发共时性的教育类型选择“单一与多样”的博弈。
所谓共时性教育选择,指的是:在人生的同一节点,向具有不同智力类型的学习者,提供多种类的,不只是普通的,也可以是职业的教育类型选择,才是教育公平的具体体现。结论是:只有类型最为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
现象之五: 比照普通高中和中等职业教育并存的“初中后分流”的“双轨”中国高中阶段教育,与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合一的“高中不分流”的“单轨”北美(美国、加拿大)综合高中教育,倘若中国的教育体系也采用“高中后分流”的制度,那么,从智力类型与教育类型匹配的角度,这样会更公平吗?
现象之六: 比照“初中后分流”的中国教育,与“小学后分流”的德国教育和“小学中分流”的新加坡教育,倘若中国的教育体系也采用“小学后分流”或“小学中分流”的制度,那么,从智力类型与教育类型匹配的角度,这样会更公平吗?
2.反思之四: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实现学习者自身智力发展特征与教育机会适配的公平性追求。
削弱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将加剧学习者因生涯规划与个体职业选择定向后移导致的失落。因为从发展的时空来看,若能为不同层级的学习者提供及时的多次性而非一次性的教育选择,更有利于需求导向的学习并提升学习效果。这是一个事关学习者终身学习要求与历时性的教育机会选择匹配的教育公平性问题。
博弈之四: 教育机会的一次性与智力发展特征的差异性,引发历时性的教育机会选择“一次与多次”的博弈。
所谓历时性教育选择,指的是:在人生的不同节点,向处于不同生涯阶段的学习者,提供多次性的,不只是同类的,而且是可以跨类的教育类型选择,才是教育公平的具体体现。结论是:只有多次机会选择的教育,才是最公平的教育。
现象之七: 比照教育学历证书与职业资格证书分离的“不即不离”的中国与在《欧洲资格框架》下两种证书等值“殊途同归”的欧洲,那么,从终身教育出发,我国是否也应该建立相应制度,以教育结果为依据,允许在不同的教育类型及相应的教育机构间,为接受过中等职业教育者,提供多次性的同类或跨类的纵横维度的教育选择,从而在基于生命周期的时间维度上,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呢?
现象之八: 比照职业教育只能在职业教育机构里举办的“泾渭分明”的中国与在《国家资格框架》下职业教育也可在普通教育机构里举办的“和而不同”的澳大利亚,那么,从终身教育出发,我国是否也可建立相应制度,以教育内容为依据,允许在普通教育及相应的教育机构里,开展中等职业教育,为年轻人提供多次性的同类或跨类的纵横维度的教育选择,从而在基于物理空间的维度上,实现教育机会的公平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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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等职业教育的功能维度:大有用武之地的中等职业教育
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不可替代性的功能所决定的。其一,中等职业教育在产业结构调整中仍发挥着基础性作用;其二,中等职业教育在农业供给侧改革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
(二)中等职业教育的发展维度:要开发升级版的中等职业教育
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升级版的经济发展所需要的。
(三)中等职业教育的范畴维度:扩展内涵外延的中等职业教育
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是跨界性的教育范畴所界定的。
综上所述,我国在工业2.0、工业3.0与工业4.0并存的情况下,如何将传统产业的改革和发展,与现代的信息化、网络化、智能化等新技术对接,必须考虑的是技术作为手段和工具,其有效应用并创造财富的最关键因素还是人,而且是取决于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不同层次的职业人才。
而培养这些人才的教育,既需要旨在培养学术型人才的“顶天的教育”——研究型大学教育,还需要旨在培养技能型人才的“立地的教育”——中等职业教育。没有立地,何以顶天?正因如此,加固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地位,事关中等职业教育的未来——而中等职业教育的未来,也关乎着国家的未来。
文章来源:
[1]姜大源.关于加固中等职业教育基础地位的思考(连载一)[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7(09):21-36。
作者简介:
姜大源(1946— ),男,湖北武汉人,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高等职业教育研究中心主任,教育部学校规划建设发展中心课程建设研究院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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